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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进入公共图书馆——“旧闻”为何成了“新闻”

  发表日期:2011年2月13日   出处:中国文化报        【编辑录入:ayrj

    “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因此就有乞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图书馆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这事有人无法接受,找到褚树青馆长,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1月18日,这则故事登录微博,温暖了无数网友。杭州图书馆及馆长禇树青被火爆围观,后者还获“最感人馆长”等盛赞。

    丐者能否进图书馆,争议背后是对图书馆公共性的认识。据悉,文化部即将出台文件,对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免费开放进行全面部署。这可能是对争议最好的一种回答。

    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这场争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报特约业内4位专家,就此进行解读,希望借此让大家进一步理解公共文化场所公共属性的真正意义。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条微博发布的杭州图书馆“旧闻”被围观,很快引起大众媒体关注,业内热烈讨论,迅速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公共图书馆怎样对待诸如乞丐、拾荒者一类特殊人群,如果作为一个图书馆运营中的“业务”问题处理,就连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发源地——欧美国家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做法。然而,在今天,经由媒体传达的杭州图书馆馆长不拒绝乞丐进入的“旧闻”,在社会公众当中却赢得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旧闻”被称为“暖闻”,杭州图书馆被誉为“最温暖的图书馆”,一家地方报纸的新闻评论以给力的标题评价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哥在开放图书馆,更是在捍卫平等”(《潍坊晚报》2011年1月20日)。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杭州图书馆的举动,说明新世纪以来图书馆界大力倡导的现代图书馆理念结出了实践果实,公共图书馆服务“平等、开放、零门槛、无障碍”正在国内变为现实;社会公众的反响,则说明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和呼唤,对权利、尊严的珍重和追求,对身份、地位的厌恶和反感。超越具象,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和思考乞丐进入公共图书馆现象,才具有推动事业发展乃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

    图书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社会系统中必须有图书馆?一个理论解释是,自由、繁荣以及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是人类最根本的价值,这就是常说的发展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发展的。图书馆通过普及知识和信息,为全体社会成员建设性地参与社会创造、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提供基本条件,其功能和作用与义务教育相同。因此,公共图书馆才强调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和社会地位,向所有人提供平等服务;也因此,公共图书馆免费提供服务成为基本原则——服务成本由全体社会成员以纳税的形式支付。这些,在被称为全世界图书馆“宪法”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年最初发布,1994年最新修订)中有明确的阐述,构成了现代图书馆“公共性”的理论基础。由这样的理念出发,“儒者丐者,一概欢迎”(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语)本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之必然。必然之事为什么成了“新闻”?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并不“公共”。且不说把图书馆当做“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有过“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年代,有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年代,有过图书馆服务全面有偿的年代。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对杭州图书馆善待乞丐的热捧,其实也包含着对图书馆有偿服务、区别服务、身份服务的不认同乃至抗议。

    公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利用图书馆不是接受恩赐,不是享受福利,而是实现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图书馆权利”运动,研究和实践的就是图书馆在职业活动中怎样保障公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怎样保障公众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世纪之交,“图书馆权利”的理念进入我国,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生效、党的十六大提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的“图书馆权利”理论与实践。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和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在主旨精神上已经趋于一致。社会公众也许并不了解专业化的“图书馆权利”的内涵,我们有责任告诉公众,包括乞丐在内的所有人在图书馆自由穿行,就是实现“图书馆权利”的起点和基础,而公众图书馆权利的实现,从本质上说是公众文化权利乃至宪法权利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因此才说图书馆制度是一种缩小知识差距、保障知识和信息公平的社会制度,图书馆机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机制。

    公共图书馆向所有人敞开大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人们进图书馆干什么?是要获取知识和信息,是要享受图书服务。如果说利用图书馆是公众的权利,那么保障公众利用图书馆权利的实现,就是政府的责任。保障公众权利的实现,比敞开图书馆大门更重要的是构建服务体系,健全服务项目,完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效益。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认识的飞跃,看到了各级各类图书馆保障程度的明显改善,但是,图书馆“公共性”缺失、服务能力不足的现象仍不鲜见。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十二五”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分地域、分阶段、分项目、分层次实施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已经列入各级政府的近期工作目标,这些举措将带来公众“图书馆权利”实现程度和水平的进一步改善,普遍均等、公平正义的阳光将透过图书馆这一窗口温暖更多人的心田。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李国新

    公共图书馆敞开大门,向社会所有人等免费开放,不仅已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也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自觉服务的行动。开放、平等、免费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标志。

    图书馆的历史悠久,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图书馆。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建立之初就提出,公共图书馆由政府兴建,实行免费服务和社会成员无区别服务。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中指出:“现代图书馆秉承对全社会开放的理念,承担实现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使命。”对社会开放,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以人为本,实行无区别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原则。

    杭州图书馆的读者中有人对乞丐和拾荒者入馆阅读无法接受,并找馆长讨个说法,褚馆长的说法是:“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这一说法不仅是对杭州图书馆部分读者有力而又公平的回答,也是对全国公共图书馆读者中不理解不接受乞丐入内阅读的正义而又公正的回答,这一回答也代表了全国图书馆界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界的共同心声。少数读者不接受乞丐入馆阅读这一事例说明: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职能还不甚了解,国家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民众的阅读权利;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还没深入到民众文化生活中,民众对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意义知之甚少;公共图书馆、新闻媒体宣传介绍的力度不够,没有让广大民众家喻户晓。如果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广泛融入到民众的文化生活中,类似的不理解甚至拒绝还将发生。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主要是用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众权益的。各个国家各级政府都要设立图书馆,由图书馆行使为民众提供阅读服务、文化休闲的职能。公共图书馆的设立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象征,它是社会共有的财富,为社会所有民众服务。公共图书馆不仅为普通民众服务,还特别关注残障群体,为他们提供专用的服务设施。公共图书馆还把服务延伸到服刑人员、少管所等人群,让他们也能体验阅读服务带来的人文关怀。

    公共图书馆是用纳税人的钱兴建的,每年的事业经费也是纳税人的钱支付的,图书馆的设立,取之于民,为民所用,免费开放,平等服务,无区别接待,天经地义。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服务的义务,没有拒绝任何人入馆阅读的权利,让每位入馆阅读的民众充分享受到自尊、自由是图书馆的职责。2002年颁布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第29条中规定:读者享有免费借阅书刊、免费参加各种读者活动、免费进行书目检索及获得工作人员提供的关于利用馆藏和网络文献信息资源指导的权利。因此,应加快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进一步保障民众免费利用图书馆的权益。

    顾名思义,公共图书馆中的“公共”二字表明,图书馆是大家的,全社会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它、利用它。到图书馆来学习、阅读不需要有惧怕感,或者要看谁的脸色行事。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是公益性文化服务单位,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属于“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动、改善服务,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部门。“公益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权益”,清楚地定义了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和扮演的角色。

    和其他部门、行业相比,公共图书馆是最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场所,住不起别墅、开不起轿车、穿不起盛装的,甚至穷得一分钱都没有的人,都可以信步挺胸地来图书馆阅读,并能毫无差别地享受到与住别墅、开轿车的人一样的服务和待遇,受到一样的尊重。2001年首都图书馆新馆启用之时,就郑重向社会宣布:儒者丐者,一视同仁。经过10年的开放服务,首图已成为民众心目中没有门槛的图书馆,成为文化休闲之所和享受社会公平和权益之所。

    (作者为北京首都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

    在“杭州图书馆乞丐入馆话题”热议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声音,一种是为杭州图书馆大声叫好;另一种是认为不应该为此惊讶,杭州图书馆所作所为应属正常;第三种声音就是质疑,质疑乞丐进入图书馆的积极意义。

    网民和媒体为杭州图书馆叫好,说明杭州图书馆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这是公共图书馆职业理念与社会普世价值对接的一个表现。这也说明,只有图书馆的职业理念与社会的普世价值相一致,公共图书馆才能真正彰显它的社会价值,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褚树青那句广为流传的“回答”和他在被“火爆围观”后表现的淡定,这是基于他对公共图书馆形成机制与它本应承担的社会使命的认识,因而他才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读者,也不会因为公众和媒体的热捧而飘飘然。褚树青面对投诉的读者作出那样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是一种职业理念的自然流露;而他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时所说的话跟他对投诉读者的回答在本质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比如他说,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其中包括社会的底层人士”,在他看来,“底层人士”比其他人更需要通过公共图书馆获得阅读资源。这种认识当然不是褚树青首创的,他只是从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与发展的历史中获知并认同了这个职业的社会使命,正如褚树青的同事刘丽冬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说的:“这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理念的回归。”

    我们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太多的一致性,除了图书馆的职业价值与社会的普世价值的一致性、褚树青的职业理念与他回答读者投诉的一致性,还有杭州图书馆“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的定位与公共图书馆社会使命的一致性,以及“平等、免费、无障碍”的杭州图书馆服务宗旨与世界图书馆职业普世价值的一致性,等等,这诸多的一致性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记得褚树青曾经说过,看了白岩松访问美国波士顿图书馆的节目,自己很高兴,因为我们做的跟美国同行做的,是那么的相似,尽管我们可能在细节上还有许多不足,但我们前进的方向跟国际潮流是一致的,有了这点,我们必定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杭州图书馆也曾经有过对读者“衣冠整洁”的要求,2003年在酝酿免费服务举措的时候,开始审视原来的服务条款。他们想到了免费就意味着无障碍,意味着人人都可自由穿行于图书馆,那么,“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的规定会挡住谁进入图书馆的脚步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如果仅仅是只计一点不计其余,就不会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抉择。正是因为上述种种的一致性,使他们最终选择了开放与无障碍的服务宗旨。

    在这次网络围观“乞丐入馆”事件中,一片褒扬之声也夹杂着一些质疑,比如,“乞丐入馆”看起来很美但不符合国情、乞丐入馆会影响别的读者同样有违公平等。“国情”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挡箭牌,是某些图书馆人不愿意为乞丐服务的挡箭牌,是某些读者不愿意与乞丐分享同一个社会空间的挡箭牌。至于乞丐会影响到别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不同读者素质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人群。即便因为乞丐入馆给别的读者带来一些影响,给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增加了工作量,但这都不是拒绝乞丐入馆的正当理由,问题其实属于两个层面,一是该不该让乞丐入馆,二是如果因为乞丐入馆造成了矛盾该如何解决。正如一位网友所说,首先,当乞丐等想去图书馆读书的时候,图书馆不应当拒绝;其次,因乞丐等进入图书馆读书引发了各类问题,图书馆应当有应对之道。这是两个问题,不能因为后者的问题就否定前者的立场。

    尊重并坚守职业价值是一种正确的职业理念,现代公共图书馆理念并非某些特定位置的人(比如馆长)的个人追求,所有走入这个职业的人都应该秉承这一职业理念,这是这个职业赖以存在的根基。而从这次的种种质疑中看到,图书馆职业理念的建立还远未完成,我们或许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学术界和管理层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符合规律的,现代公共图书馆职业价值的揭示来自于精英层,当它作为一种价值观被推向整个职业时,必然会有一个不解、怀疑甚至争论的过程。杭州图书馆的同仁以及褚树青馆长给出了一个标杆,即作为一个从业者,不管个人是否认同或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实践这一职业价值,他们都能够在职业活动中去自觉维护这种职业价值,并逐渐认同这一价值,这就是职业理念。再具体地说,所谓职业理念,就是哪怕你并不喜欢那样去做,哪怕做的结果不会带给个人任何好处,甚至会有更多的麻烦,比如没完没了的读者投诉以及不断地向读者进行解释,更极端的是,因拾荒者之间发生口角图书馆人员不得不去劝解,等等,但你仍然要坚持去做,并且尽可能做到最好。如果说坚持职业理念的受益者并非从业者本人,那么受益者是谁呢?当然首先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也使图书馆职业受益,因为只有这样做了,才符合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而符合社会普世价值的职业才是社会需要的职业,也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样的职业理念,就是大写的职业理念!

    (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

    李超平

    一则翻新的旧闻,给杭州图书馆和褚树青馆长带来了如潮的赞誉。与有荣焉,是我们这些公共图书馆同道的切实感受。因为,杭州图书馆做了最能展现公共图书馆社会作用的一件事,褚树青馆长说出了最能生动体现公共图书馆价值观的一句话。在事情发生了两年多之后,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观开始被“圈外”的社会群体所认识,虽迟了些,但毕竟令人欣喜。

    应该做一订正。网上和媒体流传褚树青馆长的话是:“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而实际上褚馆长说的是:“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换个区域。”这点差别虽微小,却很重要,那位自诩“有身份”的人也是公民,杭州图书馆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让他走开。只有这样,才符合公共图书馆所恪守的以公民平等权益为核心的人文价值观。

    图书馆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几与人类文明的肇始相伴。但公共图书馆却是个晚生的后来者,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在中国则产生在20世纪初叶,属于近现代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形成社会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平等现代人文意识,公共图书馆才会应运而生。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社会使命,就是使每一社会成员具备自由、平等、免费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权利,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和公正。

    现代公共图书馆价值观的表述,可以从两个被普遍认同的文件中得到权威的解读。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二是中国图书馆学会2008年制订并公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图书馆向所有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为职责,通过对全社会成员实行平等服务,维护公民享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如果这样阐述还有些抽象干巴的话,还可以做个形象的比喻。人们常说图书馆是天堂的模样,而在天堂最大的特点就是众生平等,分为三六九等还算什么天堂!目前我们的社会还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平等,但公共图书馆则应是首先实现这一理想的地方。因为到了图书馆,就是“读书人”,即使身份降到“十等”为丐,也要因读书而受到足够的尊重。毕竟我们有“唯有读书高”文化传统,有各种各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故事,还有着许许多多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即使是单纯的休闲阅读,也比打麻将、“黄赌毒”要有益得多。何况,到图书馆读书本来就是社会每个成员均应平等享有的权利。

    在中国的公共图书馆界,接受并实行这一理念是有着曲折过程的。就在几年前,各公共图书馆按不同身份办证,“区别服务”,有偿服务,验证进馆等,还是很常见的现象。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政策的误导,如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不允许“三无”人员进图书馆,在“以文养文”名义下搞“服务创收”,等等;其次是社会公民意识不成熟,而“臣民”意识充斥,公众不知道自身有哪些权益,以及应该怎样获取这些权益;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公共图书馆自身既缺乏正确的理念指引,也没有相应方针和措施。

    从本世纪初开始,公共图书馆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突破,各级政府的公益文化观念也逐步开始建立。在诸多先行者中,杭州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我所供职的深圳图书馆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道路。2006年,深图新馆开馆,我们明确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口号,向所有民众敞开大门,所有服务全部免费。为了宣传贯彻这一方针,我曾多次通过媒体宣称“到图书馆来是不用带钱包的”,“不管你衣着是否鲜亮,囊中是否羞涩,不管你是否有户口、职位、头衔、证件,都会受到图书馆一视同仁的热情服务”。现在,在深圳的大小图书馆,开放、平等、免费已经蔚成风气。除了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外,深圳还实行了“图书馆之城”的发展战略,全市达标的基层图书馆已经有560家;在全市布置了3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让每个市民都能随时随地享受图书馆周到、贴心、全天候的服务。

    这一理念在杭州、深圳和全国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共识和最基本的办馆方针,但是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公民意识的涌现,“臣民”意识的退场, 在等待一个适当的契机。杭州图书馆的火花,点燃了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热情,也让公共图书馆步履维艰地推行多年的价值观得到机会向全社会做一亮丽展示。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人钦佩的就是褚树青馆长和杭州图书馆的同仁们。他们淡定、从容,不哗众取宠,不忽悠别人,也不被如潮的舆论推着走,是为大家风范。我们期待社会上有更多这样的公共图书馆,更期待在众多“春风不度”的领域里能够早日沐浴到人文关怀的阳光。

    (作者为深圳图书馆馆长)

    吴 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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