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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发表日期:2021年3月8日   出处:信息部        【编辑录入:ayrj

    

 撒贝宁,服了你

 赵忠祥:我得承认来日无多了,生命是很大奇迹

 张译:从普通人到百亿演员

 管虎:有时候忍耐和承受力更重要

 蓝天救援队总指挥张勇:民间公益救援的艰难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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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贝宁,服了你

 

 

 

  身穿闪闪发光的宫廷风演出服,嚣张地坐在红色沙发上,当这样的撒贝宁用粤语唱起“心里的话,我想要带你回家”时,网友炸开了锅。

  他们已经数不清,这是43岁的撒贝宁第几次突破自己的认知。从《今日说法》里的正义青年,到《明星大侦探》里毫无偶像包袱的“芳心纵火犯”,再到《主持人大赛》里的“控场王”,撒贝宁总是这样讨人喜欢,每一次。

  但他看起来又没用什么力。他人生顺遂,有才有运,总能凭一点点小事出现在微博热搜。这种 “别人家的孩子”似乎天生就该被人爱,像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品,因找不到制作的工艺,难以复制。

  当谦谦君子走上“邪”路

  “道理不说不清,法理不辩不明。你说,我说,我们《今日说法》。”

  1999年1月,还是研究生的撒贝宁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持人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电视里。青年才俊的形象迅速俘获了大批观众,此后十几年,“小撒”成为这档王牌节目的不二招牌。

  前同事张绍刚曾对此表示怨念。同为《今日说法》主持人,每次被这样介绍,别人都会质疑 “主持人不是撒贝宁吗?”自己做脱口秀后,他还曾在节目中调侃撒贝宁走的是女婿路线,是占了形象优势的“偶像型选手”。

  “偶像”的确有特别广泛的粉丝群体。除了保证国民度的中老年粉丝,看《今日说法》长大的死忠粉也不在少数。

  2015年,撒贝宁录制《鲁豫有约》,一位女粉丝送上一张光碟,里面刻着她剪辑的、偶像出道以来所有的视频资料。节目还曝光了一位“私生饭”,曾为找到偶像,拽着张绍刚的脖领子,把他摁到墙上逼问“撒贝宁在哪”。

  可就在节目播出几个月后,谦谦君子撒贝宁突然走上了一条“邪”路。

  因为他采访了马云。

  “名场面”发生在央视节目《开讲啦》的演讲台上。当嘉宾马云一本正经地说“我对钱没有兴趣”时,作为主持人的撒贝宁放弃了表情管理。他先是冷漠凝视,随后抿嘴憋笑,贡献了一批表情包的同时,让自己十几年的严肃气质荡然无存。

  事实上,撒贝宁早在2011年就迈进了综艺领域。当年中央电视台频道制改革,《今日说法》归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频道一共就有四个男主持人,三个都在“外面跑”,唯一“待在家里”的撒贝宁,被一人多用,主持了很多新开设的央视综艺节目。

  但直到马云出现,北大才子过人的综艺天赋才真正开始显露。

  2016年,撒贝宁参加央视综艺《了不起的挑战》,开始彻底丢掉偶像包袱,放飞自我。他给观众看自己画的腹肌,看增高鞋垫,毫不避讳队友拿自己的身高开玩笑。

  同年,他参加了综艺《明星大侦探》,不仅跟上了节目尺度,还借角色之口说出了比《今日说法》时期更有影响力的开场白:

  “我就是那个放火的人,我是在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人。”

  为什么偏偏是撒贝宁?

  成为“芳心纵火犯”的撒贝宁,在2017年以一番“北大还行”的炫耀式演讲红出了圈。免高考保送北大、保送北大研究生的履历化作各式各样的气人故事,成为独属撒贝宁的综艺标签。

  可年轻网友没办法对他发脾气:说他肤浅,他后一秒就能讲出人生的深度;说他只是幽默,段子里又裹着真才实学;说他自恋,他可以在每一个嘚瑟的细节里加上狼狈的反转。他的表达让每一个人舒服,一场撒式自夸听下来,网友甚至觉得自己发现了“宝藏男孩儿”。

  自恋是很难拿捏的设定,程度不够没效果,炫耀过度显油腻。撒贝宁能做到恰到好处,绝非一日之功。

  4岁就登台的撒贝宁,从小就是个渴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的人。演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他演反派大灰狼。不是因为有牺牲精神,而是老师告诉他小白兔有太多,脸都认不清,大灰狼只有一个,一出场观众就盯着看。

  他也敢于尝试和争取。考上北大后,作为文娱委员的他因听错了通知,参加了宣传委员的广播电台创立会议。没有广播经验,他就敢第一个举手报名当台长,大谈电台建设规划。

  但这些并不是“瞎搏”。撒贝宁的大学舍友曾爆料,上学期间,撒贝宁同时兼任学校的戏剧社社长、合唱团团长、广播站副站长,基本没空上课,可临到考试,他蚊帐一拉,背个几天,还是比其他人考得好。

  难得的是,在高智商足以作为自恋资本的前提下,撒贝宁还能用高情商把握自恋的尺度。

  撒贝宁在部队大院长大,和孩子们玩在一起的成长经历培养了他的“角色感”。他会清楚地考量自己在小团队里的位置,什么时候该出主意,什么时候该撤,他总能拿捏到位。

  小学五年级时,撒贝宁转学到了新班级。他记得自己报道那天穿了一件印着小企鹅的衣服,第一节课下课后,班上几个好事男生围住他,一个男生指着他的衣服说“咦,小企鹅”。短暂思考了一下,他“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怎么样,好看吗?

  “他们是在试探,看我禁不禁得起逗。如果说两句哭了去找老师,那你在这个班上生存不了。”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试图复盘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也要保证我的安全,试探他们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儿时养成的角色扮演能力,让他能够能轻松洞察每个人的状态。上学时,他用这种洞察力下五子棋,看着别人的眼神落子,一赢就是好几盘;成为“北大还行撒贝宁”后,他用它来捕捉场上观众的情绪,时刻掌控全场。

  于是,观众一次次看到了敢于自夸的撒贝宁,在享受众人瞩目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自嘲,一次都没有“翻车”。

  综艺是加分项,主持是立身之本

  今年11月,时隔8年的《主持人大赛》回归。强大的比赛阵容和残酷的赛制让观众直呼“神仙打架”。现场90秒即兴考核环节,选手张安琪抽到了点评“最敬业变脸”,即19岁女收费员被驾驶员误解骂哭,下一秒坚持微笑服务的故事。张安琪以态度恶劣的服务人员做对比,非常流畅地讲述了主人公的敬业。

  可主持人撒贝宁的发言,完全将题目提升了一个维度。他指出真正的服务是艺术,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带领观众跳出简单的赞美,思考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节目播出后,#撒贝宁的思维能力太强了#上了热搜。

  观众终于又见到了“青年才俊”小撒。

  2000年,撒贝宁以9.688分(满分10分)的成绩获得当年主持人大赛的冠军。曾经说他是“偶像式选手”的张绍刚坦言,自己真的嫉妒撒贝宁。“小撒属于一夜爆红的,当年红的程度就是李宇春,全国人民都认识小撒。”他相信自己就算去参赛了,也完全比不过。

  虽然如今的撒贝宁成了年轻人手机里的表情包,但他作为专业主持人的业务能力从来都没有退步。他还是那个压得住场的北大才子。

  马云参加过的《开讲啦》,设置了现场青年向嘉宾提问的环节。提问者的问题多数很犀利,撒贝宁需要调和圆场。曾有人说张信哲是“过气歌手”,他用乔丹举例,说,“你不可能让乔丹和年轻力壮的新球员相比,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NBA的神。”

  他也还在坚守一些东西。在《了不起的挑战》里看到沙溢“偷”东西,他积极普法,告诉他“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扮演《明星大侦探》中的凶手,他把自己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不想节目告诉大家“只要足够聪明,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和撒贝宁合作多年的同事、唯众传媒总裁杨晖曾告诉媒体:“我认识他14年,他身上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是说他的气质,老给我一种少年的感觉,有种浓厚的少年气息,非常健康。”

  撒贝宁曾多次在镜头前描述自己的理想。做《今日说法》时,他说观众只要记得节目中的一个案子,他就会满足;做综艺节目,他说观众记得嘉宾的一句话就好,就是他的成功。

  所以,当他穿上浮夸服装唱《野狼DISCO》时,他依旧还是《今日说法》里的小撒。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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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祥:我得承认来日无多了,生命是很大奇迹

 

 

  据媒体报道,1月16日,中国著名播音员赵忠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同日早晨,赵忠祥的儿子赵方通过赵忠祥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了这一消息。

  2009年,赵忠祥以67岁的年龄复出,主持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节目,当时,《中国新闻周刊》与他的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这个中国著名“国嘴”的真性情。

  对话赵忠祥:有些人就是想看我丑

  《舞林大会》第二期播出后,赵忠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采访间隙,赵老师接了一个电话,他对着电话里说,你先进一万股,别的之后再说。未曾想到,赵老师退休后的新生活,是替别人做股票,“我自己不炒,没时间盯那个盘,别人来问我,我帮他们拿主意。总之他们都是赚。”

  今年,赵忠祥正式从央视退休之后,他在电视访谈里,总是表现得很安详,享受着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他曾对陈鲁豫说,“我每天遛狗,热衷一日三餐亲自下厨做饭的感觉”。

  但他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却说,退休后比以前还忙,而且还挺享受这份忙。“如果观众以为我以一个二花脸的形象复出,那他们要失望了”

  《正大综艺》是赵老师的自豪,自从1991年接手主持那个栏目,在当初每周末综艺节目空白的情况下。他说,节目创下了37%的收视率。

  在采访中,他不断地把我们的话题扯回到当初。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主持风格来说,做《舞林大会》不太适应吧?

  赵忠祥:你们以为我不会幽默,那是因为你们压根儿不了解我。我们不是一代人。我做电视做了50年,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是我没做过的。能理解吗?什么舞林大会、京剧清唱、评剧清唱、春节晚会、小品、体育转播,中央电视台里,如果你要找一个多面手,那就是我。

  所以你说我不适应?那不可能!要不我5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舞林大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当年我和杨澜主持《正大综艺》,也是娱乐节目。其中跳舞的唱歌的耍把戏的都有。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现在的幽默很多时候表现的是被调侃。比如让你以《动物世界》的方式说笑话。

  赵忠祥:我不介意被调侃,动物世界的语言是我的老范儿了,我做了很多次了,包括在心连心艺术团,也用这种方式做串联的。只要我接受的,都是愉快接受的。

  中国新闻周刊:主持《正大综艺》也是20年前了,那套在今天已过时了吧?

  赵忠祥:你让一个人改变风格是很难的。时代是在变,既然你喜欢湖南卫视何炅那套,那为什么上海台来请我呀。你可以去看看《正大综艺》,我是怎么做的,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是抄袭我的,那才是真正的幽默。那时我创造了收视率37%,我的前任和后来者,他们都没超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用总提时代的原因,我就在这个标准上了,这就说明了一切。

  刘翔即使退役了,他也是奥运冠军。37%是个客观的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难道让观众在看你节目的时候,也不断提醒自己,你曾经是冠军。

  赵忠祥:那是历史,不等于我现在是37%,但也不等于我不会创造出另一个37%。他们找我也有收视率的考虑。这不叫炒作,这是宣传,称之为爱护我。我能带来人气,换一个人未必能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你上节目前有压力吗?

赵忠祥:在我这个年龄段(来做)具有一种高风险,年轻人做得不好可以重来,但你已经不缺这一出了,被换下来,很丢人的。我们有时是输不起的,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我能接受它这一档节目,也是能抛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的。包括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搭档,都私下里不建议我接。但到现在,你要知道,媒体以我为一个项目去炒作,已经(炒得)很大,聚集名气对我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个双刃剑,把大家胃口都吊起来了,但达不到大家的预期,那种失望和不满也是相当可怕的。我现在正面临大家拍巴掌叫好的时候,以后能不能保持下去,对我是个挑战。

  我现在比较努力去适应它,我认为大家也会由衷地评价,即使这个节目没做好,并不意味着所有节目都做不好。让我把生命都押上了,那不可能的。我想观众也会宽容,这么大岁数给你主持节目,为你服务,你还骂人家,很不道德的。

  中国新闻周刊:即使有批评那也是爱护你,听说你会现场跳舞?

  赵忠祥:那是瞎说的,跳不跳舞,要看我是否高兴。从18岁起,我在舞厅舞会里是跳过最高级舞蹈的。周恩来跳舞时,我就在他旁边,懂吗?我们都是在最高雅的舞厅文化里待过的,说不好听点,都是少数贵族的感觉。

  所以舞厅文化绝不是现在的迪厅文化,蹦迪吃摇头丸。我们那时都非常绅士和优雅,非常懂得国际礼仪。包括你一举手一投足一注目,包括你搂你的女舞伴这个手,应该怎么样,都是有非常多的讲究。你不能像搂一个女人那样,投怀送抱,那太下流了。要点到为止,知道用哪只手指引她向哪个方向转。我从18岁就开始跳了,而且跳得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几句真话倒是挺幽默的。那你不打算走严肃路线了?

  赵忠祥:不是“走”严肃路线,你看侯宝林,他在生活中多沉默寡言。职业需要和生活完全不一样,演正派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生活就很正派,也许就让你失望,就像一些贪官台上说人话台下做鬼事一样。所以不要把屏幕形象和本人的基本要素混同起来,舞台需要你扮演,职场需要你适应,我们主持人大体是适应,但不会迷失自我。

比如,你很庄严地做一个政府公告的播报,你不能也不敢不严肃,否则受众也不同意。但并不是我回家了跟老婆说话也用这种语言。那才是扭曲了,是丑恶现象,所以一定注意你的职业特点。

“主持这节目,我想创造一个奇迹”

  中国新闻周刊:退休后,心境有改变吗?很多人一般很舍不得,不撒手。

  赵忠祥:这个问题我在4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研究,按说到现在还有20年,那时我就未雨绸缪,我看到很多人退休后很失落,无事可干。包括各国领导人,退休前和退休后差别很大。精神状态和仪表,给人非常大的触动。

  我当时规划了很多选择,最单纯的选择,就是夏天我到北方去避暑,冬天去海南取暖。带上卷纸,我去画画。没想到的是,退休了还跟以前一样在一线做主持,所以现在看来退休跟没退休没什么区别。

  那种曾经担忧的反差几乎没有,而远在退休年龄的两三年前,已经有很多电视机构来找我,我的学生当台长当干部的多了去,早就来探询与我合作的事情。或者商业单位说,你来给我做广告。这些在职都不能做,退休后都可以了。

  此前,我跟央视是有义务的,但如今这些我就可做可不做了,选择余地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以后,你就几乎在屏幕中消失了,据说都在家画画?

  赵忠祥:我从没过在家闲过的日子,即使退休后,我也做着《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我录音的工作量是别人的5倍,一年录252集。央视各种节目我都参与,只是现在多元化,你不一定天天看到我。但我都没闲着。

  央视没人像我这样的。我没有业余时间,我很忙,一直很忙。因为我50年的新闻经历,是别人不可能具备的。央视现在所有的节目我都参与过,而新来的人,有这个心也没这个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都这么忙了,还接这么辛苦的综艺节目?

  赵忠祥:做这个节目我现在看成是一种历练和挑战,我想创造一个奇迹,作为一个主持人,到底能把自己的业务这条路走到多远,我想既然走到这了,就索性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当我一场下来我觉得还行,我对自己也有一些信心,这种锻炼未必不使我长寿。

  要想养尊处优,50岁以后我就可以在家静养了。我并不追求多姿多彩,但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看报纸过一天,我会觉得很无聊。我平常不是一个特别好动的人,但动起来我绝不会落伍。

  中国新闻周刊:你没落伍,不是不久前还出了本书吗?

  赵忠祥:我是个文化人,总得写点东西。著书立说,是一生最高的境界。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写书是一个做文化事业的人晚年比较高的一个境界。到现在我得承认来日无多了,生命是很大的奇迹,谁知道罗京会走在我前面。要做些想做的事,写作就是一个,如果我连一本书没留下,也枉过了这一生。

  “德艺双馨”的负担

  赵忠祥跟记者说,别以为我退休了,就被冷落了;有媒体来找我,我就兴奋地一宿睡不着觉。你觉得我是这种状态吗?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的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请记者喝茶。还说,我请你喝茶了,你随便去写,我是不看的。

  然后他会把话题自然地转向5年前那场风波。

  中国新闻周刊:你复出会引起的媒体效应,之前预料到了吗?

  赵忠祥:我早预料到会引起效应,因为这两年媒体不放过我呀,总把一个老人做成一线明星的焦点,写首诗就全国轰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外界对你的评论吗?

  赵忠祥:不在乎,我不是我行我素。对我的职业水准、道德水准、做人的水准,我知道一点,没有危害社会及他人的幸福和自由,我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所以我很坦荡。你一定记住舆论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不说这个我们都要忘了,你觉得现在还会被当做一种娱乐吗?

  赵忠祥:我几乎不知道。我不上网,不买报纸,你骂我我没听见就完了。如果他是好心,人有一种正义感,即使存在误会,我也向你致敬;如果你是炒作,我很可怜他们,有一些人就是要靠这个来为生;如果他们太邪恶了,不用我去惩治他,得罪的不是我一个人,自有人去收拾他们。

  我特别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我做了坏事,不用别人骂我,我先无地自容了。但我没做过坏事,我天天这么忙呢,不是一点个人利益没有,但我毕竟是为大众服务,我努力诚实地劳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么说,我倒觉得你挺在意的。那个官司前几年炒那么大对你的生活没有改变吗?

  赵忠祥:不可能有影响。你觉得闹得大,那是你没见过世面。同样一个句子重复一百遍,你拿出点新鲜点的,让我无地自容的东西没有啊?!前年的那些事,实质上你给我讲讲有什么事呀。我又没有包养二奶、嫖娼、聚赌。我哪点道德不好了,即使按照那个人编的对我所有的人身攻击都加起来,那又算个什么事啊。

  正是那时候,我被央视评为德艺双馨。那才是公众。不是舆论一阵风就能代表公众。再说上海台也不会用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你也不会来采访一个狱中自首者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希望你们抓拍。有些人就是想看我丑。就比如,前两年我们台的挂历把我最丑的一张照片用了,说和你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太严肃、庄重了,我也没辙。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孙冉    时间: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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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从普通人到百亿演员

 

  今年张译很火,从《我和我的家乡》到《八佰》,再到《金刚川》和《一秒钟》,几乎所有的热门大片都有他的面孔。不少观众戏称:“今年的电影院被张译承包了。”

  脱离了银幕的光芒,张译给人的感觉像个普通的邻家大哥。《金刚川》后,张译主演电影累积总票房达到133亿。今年,他成了继吴京、黄渤、沈腾、邓超后,中国第五个突破百亿票房大关的演员。

  张译不愿意把这种成功都归于自身,在和中国新闻周刊的交谈中,他提到,疫情将大部分电影都集中到了下半年,而这些电影里面恰巧都有自己,仅此而已。“这不是必然,是一个偶然。没有规律可循。”

 

演员张译。图/受访者供图

  当然,还有电影幕后班底的功劳:“就像《金刚川》里的那座桥,其实是成千上万的人用肉身在支撑你一个人的表演。”张译说。

  “技术型”演员

  张译曾经写过一本书:《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光看标题,会以为是本励志书或者演员技术手册。但翻开来看,却更像一本散文集,且比一般的散文更散:各章节间几乎全无联系,想到哪里,就稍稍点一下,浅尝辄止。

  这种随性之于张译,是不多见的现象。工作中,张译的态度一直以极其严谨著称,甚至于带有一些苛刻。从这个意义上,写作之于他而言,更像是一种自我疏导的过程。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张译打开了手机。手机界面上齐齐整整,所有APP都做了同类项合并。导航、购车、车险都放在“汽车”一类,各个交通订票软件都放在了“航旅”类,所有翻译、小语种都放在了“学习”中。每个类别中的APP,还都会尽量挑选近似的颜色,以达到视觉上的和谐。

  张译自嘲这是一种“强迫症”,该症状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手机界面,书桌一定要光亮整洁,书柜里同一作家的书要摆在一起,电脑平时放在哪个位置,就必须一直放在那个位置,不能随便移动,否则“会影响我专业的发挥”。

  该习惯体现在职业上,自然而然就演变成了对画面呈现效果的苛求。每条拍摄结束,张译总忍不住向导演要求回放一遍,看自己演得有什么毛病,一旦看出问题,总会要求导演再来一条——但表演无定式,无论演得怎么样,多少总能琢磨出一些问题,总得重来。拍摄《金刚川》时,吴京为此给张译取了个绰号:“张再来”。

  表演的流派中,主要分为“技术派”和“体验派”。技术派信奉“由外向内”,靠表情、肢体语言等外在技术动作激发情绪;而体验派则是“由内而外”,演员先沉浸在角色中,再通过本能冲动寻找表演方式。早年,随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我修养》大火,大众媒体普遍推崇体验派,认为演员倘若不真正把自己带入进角色,表演便不足以称完美。

  但张译不讳言自己技术派的倾向,“走到哪都敢承认这一点”。

  张译拿一场戏解释了“技术”的必要性:《金刚川》最后一幕,炮兵张飞拖着半残之躯,独自驱动一门平时需要七个人才能操纵的高射炮。一系列动作被拆成了无数个部分:残留的右手调整精度;健全的腿转动方向轮;念台词时,口中有鲜血流出;眼里泛着泪光,同时要表达出愤怒等情绪;用树枝支撑着断臂断腿;在规定时间内要按下发射按钮……

 

《金刚川》剧照

  “脑袋分成好多瓣,在听到预备开机后同时激活,前期必须要经过大量的排练和训练,直到满意为止。”张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套下来,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能应付下来,多亏了平时的“强迫症”。

  《一秒钟》里一场开车戏更甚。张九声、刘闺女两人搭上路边一辆卡车,和驾驶员开始斗嘴。观众视角只能看到三人的面部表情和语言交互。但看不到的地方是,那场戏中,张译还要另外负担两个任务:打板和安全员。

  打板原本是场记负责,但卡车驾驶室狭小,坐不下那么多人。场记只好进了后车厢,把板给了张译。张译把板藏进座位底下,每次开机前,拿出来打一次,镜头拍完了,导演在后车厢喊停,就拿出板再打一次。

  安全员的任务更复杂,且有性命之虞:卡车驾驶室内,镜头和灯光都架在驾驶员面前,阻断了其视线。饰演刘闺女的刘浩存不会开车,保障全车安全的任务自然就交到了张译肩上,他一边演,一边用余光瞄着车有没有跑偏。一有突发情况,就向驾驶员打手势。“车上不光是我们三个人,后备厢里还有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录音执行导演,一车二十几口在后面拉着。”张译笑言。

  “所以我不光演戏,还同时干着很多事,这都要技术去处理。”张译解释,“纯体验派会忘了这些任务。状态进入后,管他翻不翻车,开不开到沟里,顾不上了。”

  张译进一步解释,所谓流派,终究是根据演员在表演中投入的比例所决定。“有些戏可能80%靠体验,剩下20%靠技术,此时我就是一个体验派,但表演说到底还是一个技术活,要考虑的元素太多,比如机位、灯光、台词、镜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见过100%的技术派或体验派。”

  但在某些特殊的时点上,“体验”也能达到100%。《一秒钟》里,张九声第一次在银幕上见到自己的女儿。他怔怔看了一会儿后,将脑袋从放映口扭回。满脸是泪,鼻涕也从鼻腔中流了出来。

 

《一秒钟》剧照

  “那一瞬间,我真的相信自己就是张九声。”张译说。

  打碎自己

  张译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从小在一个严格的环境中长大。父母、姐夫都是老师,家教一直严厉。由于上学也比别人早,任何一所学校同学的年龄都比自己稍大一些,因此身边朋友总是不多。长此以往,慢慢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19岁,张译来到军队——同样又是一个相对严肃的环境,这一待就将近十年。

  如今,张译早年求艺的经历常被媒体作为励志桥段提起:高考落榜北京广播学院,到北京后,又没考上军艺、中戏。好不容易进了军队文工团,却也不被重视。

  因为长相不出众,彼时张译在团里并没有被当演员重点培养。不过好在还剩个“写字快”的优点,于是总被领导叫去做会议记录,撰写团里的公文报告和宣传稿——但这也很难说是什么好事,旁逸斜出的任务影响了本职工作,形成了“机会越少,越不会演”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张译的战友都成了主要演员,留给他的角色都是龙套。

  跑龙套的第八年,在《乔家大院》里演配角的时候,导演胡玫对当时27岁的张译说:“你记着,男演员28岁再出不来,就洗洗睡吧。”

  张译也想过在龙套中找存在感,自发设计一些动作,颇似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想要给尸体赋能的感觉,但却惹恼了导演和老师,只得作罢。

  有才能,却得不到重视,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最大的压抑莫过于此。最压抑的时候,张译一度想过放弃表演,改行做编剧,但也没能成功。这种不上不下,不前不后的状态,在接到了康洪雷导演《民工》的邀请后才被打破。过了一年,康洪雷又邀他参演《士兵突击》,张译终于正式递交了转业报告。

 

《士兵突击》剧照

  转业后,从习惯的部队生活中走出来,这让张译一时感到无法适应:“18到28岁,十年,最重要的成长期都是在军队体制下。脱了军装后,面对市场,面对社会,反而不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当时的心绪。

  相比军队,转业后的日子的确看起来要轻松一些。但张译很快发现只是“看起来”——军队的规矩在明处,社会的规矩在暗处。为了融入各个摄制组,张译只好“把自己打碎”,重新去学习组里从做事到做人的一系列规矩。

  “打碎自己”,是张译在生活、工作中不断重复经历的过程。《士兵突击》中的班长史今一角让张译完全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境遇。随着知名度越来越大,张译每次接到的角色也越来越难,创造瓶颈也不断在涌现。每次面对一个新的角色时,张译总会想办法打碎自己,再重新捏起来,就像当年转业到地方一样。

  接受《人物》采访时,黄渤曾半开玩笑地将张译的成绩归因为长得不出众:“有一些面容姣好的演员,可能一回头,人物好感度已经建立完成了。我们完成一回头的这一下(好感度建立),需要20分钟。时间长了,造就了我们要从人物细节,各种方面,可能要比别人多费很多时间和力气去投入。”

  虽然红了很久,但早年的经历在张译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自己有社交障碍,在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见到陌生人,他会感到有些不适:“人际关系我不太会处理,有一点社交恐惧症。”

  应付这种社交障碍的方式还是工作。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张译就能迅速说服自己:就事论事,都是为了工作。也只有在工作中,他才能找到最大限度的自由。

  不断转型

  纵看下来,张译的表演生涯一直在转型,从话剧到电视剧,再到电影。中间还演过一段时间舞台小品。在各种角色之间切换得越来越熟练。

  张译认为,不同媒介中,最大的区别在于表演的尺寸,“行话也可以叫尺度,或者分寸”。

  话剧的特点,在于不仅需要让现场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清演员的每一个台词,也要让观众感受到演员的语气和心情,因此表演需要尽量夸张。而电影是一个超大银幕,镜头将演员的脸放大到了近7、8米的宽度。演员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哪怕轻轻一眨眼,甚至仅仅是一块肌肉轻微的跳动,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

  很多观众认为,话剧演员转型电影,就一定能够胜任,但这其实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表演形式。相比话剧,电影的表演更讲究精准,于细微之处见真章,尺度上要“收”得多。话剧则是在不夸张的前提之下尽量“放大”。电视剧的表演则恰巧介乎于两者之间。不同的表演介质,决定着演员的表演分寸。就好比一条坐标轴,演员在其上不停地前后移动,找到平衡。

  经过多年的历练,张译对坐标轴上的各个点位都早已驾轻就熟。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多,合作的导演咖位也越来越大,光是这两年,就有管虎、张艺谋、陈凯歌、徐峥等等。

 

 

演员张译。图/受访者供图

  张译尝试着从每一个合作的导演身上汲取养分:“每一个导演,我都觉得是一个无比美妙的风景。我特别喜欢这种旅行。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他拿张艺谋导演来举例:多年来,张艺谋都保持着一天只吃一餐的习惯,每天无论多疲劳,都会进行一次5公里长跑,给自己的体能充电。且白天从不睡觉,也不会闭目养神,永远置身于思考和工作状态中。受了感召的张译,每天也尽量减少饭量,拍摄《一秒钟》时,为了呈现张九声营养不良的精神面貌,他甚至每天只吃少量水煮菜充饥,一连瘦了20多斤。

  近年来,许多演员都开始尝试不同的“身份”。吴京、徐峥、黄渤都是其中翘楚。张译也在做同样的尝试,他选择从电视剧开始做起。去年,他担任监制的电视剧《光荣时代》,取得双台1.37%+1.23%的高收视率。今年,他又担任了另一部电视剧《重生》的艺术总监——两个项目的共同点是,主演一角都由张译自己担纲。高强度的拍摄工作下,他在寻找着更多可能。

  不过,即使在幕后,张译的工作依然从表演出发。只是除了自己的那一块,他还要对全剧当中的所有重要角色的表演进行梳理,“所有的演员的台词都要管,能做多少做多少。”

  虽然没能干成编剧,但当年的文字功底也派上了用场,除了写过一本书,张译还会写日记,梳理自己的表演和感悟,和同组的演员们沟通对剧本的理解。

  观察张译的整个职业生涯,不难梳理出一条路径:一个普通人,不断努力,抓住机遇,大器晚成,不停转型——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励志剧本。

  刚刚过去的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易烊千玺在台下等待着最佳男主角获奖名单的揭晓,或许是因为有些紧张,坐在他身旁的张译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当主持人提到,当天是易烊千玺20岁生日时,张译悄悄问了一句“你才20啊”,易烊千玺点点头,张译惊讶地张大了嘴。

  那一刻,或许他想到了自己的20岁,尚在路上的20岁。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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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有时候忍耐和承受力更重要

 

“我每个题材都是 能不做第二次,绝不会做”

 

管虎 1968年出生于北京,著名导演。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电影界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多年来以一部部扎实的作品展示着自己对电影的热爱与执着,始终在多变的题材与风格中探寻信仰之所在。他的创作既能激起观众的普遍回响,又始终保有浓烈的作者属性。2020年,他用自己的心血之作,点亮了后疫情时代的影院大幕。他拍摄雄浑的铁与血,也呈现人性幽微的暗与光;他用电影歌颂英雄,也用电影反思战争。

 

  11月27日下午1:45,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3楼的贵宾厅,“2020年度影响力荣誉盛典”尚未开场,嘉宾们都在休息室里寒暄。导演管虎一直坐在贵宾厅的大理石窗台上。其间,嘉宾们先后走过来和管虎问好。管虎站起来,与对方握手寒暄后,又坐回窗台。服务人员几次邀请管虎去沙发落座,都被他婉拒。“坐沙发上不自在。”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坐窗台上挺好,可以观察眼前的大千世界。”

  管虎出生于艺术世家,从小生活的大院里明星云集,但在他的童年记忆中,自己并不合群。近年来,他拍摄的《老炮儿》《八佰》和《金刚川》,累计票房超过50亿元,让他跻身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行列。但将他纳入中国商业片导演中的考察,他又显得非常特殊,即便最卖座的电影中,也总是带着浓烈的作者属性。

  隐忍

  当天下午4:30,管虎上台,领取2020年度文化人物的奖项。站在台上,他提到今年疫情期间,电影业的人,很多开始怀疑行业是否能存在下去。“后来《八佰》上映,行业开始回温,电影终将不死。”他这样说道。

  对管虎来说,难熬的时刻在去年6月已经到来。彼时,管虎得知《八佰》撤档。那天,他和主创团队成员,坐在一家餐馆,相对无言。管虎决定戒掉他最爱的雪茄,直到《八佰》上映的那一天。

  《八佰》是迄今为止管虎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电影。早在十几年前,管虎就萌生拍摄“四行仓库”那段历史的念头。只是打磨剧本就已经花去四年时间。由于搭景问题难以解决等原因,直到四年前,才正式开始拍摄,历时230天,一直拍到2018年4月杀青。

  作为国内少见的以正面战场为拍摄对象的战争电影,那些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一直伴随着《八佰》。如今,对于这些曾经的争议,他显得云淡风轻,“每个人说什么话,不管什么出发点,其实都有道理。它不可能没争议,你拍爱情电影还争议呢,由着它吧。”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等待上映的那些天里,烦乱随时都在,管虎的儿子本来要和同学一起看《八佰》,但由于影片撤档,没能去成。儿子回家问管虎,“爸爸你是不是拍了一个不好的电影?”管虎将儿子的话转述给一些电影行业的朋友,对方和管虎说,“告诉你儿子,那是个好电影。”管虎的母亲也一直问管虎影片为什么撤档,管虎告诉她“别着急”。

  有时,《八佰》的主创团队会被重新召集在一起,为了去完善调整影片。起初一两个月,大家心态煎熬,但慢慢便趋于平静。“大家见面互相没有给压力,都是互相有疏解。对于搞电影的人来说,有时候忍耐和承受力更重要。”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几年,为了提高隐忍能力,他每周一都会辟谷,不吃饭,只喝水。

  疫情突然来临之后,管虎和所有人一样,只能待在家里。那段日子,他重新观看了以往没空重看的电影,比如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科波拉等大师的作品。直到今年年中,《八佰》疫情中定档,并最终在8月21日登上院线。

  得知影片定档那天,管虎正在丹东拍摄《金刚川》,他给制片人朱文玖发了一条微信“你进屋一下”。朱文玖走到房间,管虎给他看了电影获准上映的批文。朱文玖说了句“哥们儿,牛逼。”之后,两人就又各自分头去工作。

  8月14日,《八佰》首映,管虎还在丹东拍戏,没能回京。于是,团队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云首映”,身处北京的王中磊和梁静,隔空对在丹东的管虎喊话说,“我们今天无法为你亲手点燃雪茄,就拜托霞姐了。”首映礼结束,梁静的闺蜜、主持人李霞为管虎点燃象征《八佰》上映的第一支雪茄。时隔多日重新抽起雪茄,管虎“差点一根就抽晕了”。

  完成不可能的项目

  11月23日下午,距离“年度影响力人物”颁奖典礼还有4天。《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间演播室中见到管虎。那天是星期一,正是他辟谷的日子。他穿着墨绿色卫衣和运动裤,随意坐在高脚凳上,显得很放松。彼时,距离他的《金刚川》登陆院线过去了一个月,他今年最忙碌的日子已经结束。

  从管虎知道要拍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到《金刚川》拍摄完毕,周期只有3个月。这对于一部战争电影来说几乎不可完成。但管虎选择接受,“老天爷给你这么一机会,做成一奇迹,多好的事,抓住机会,用你所有的积累完成它,试试看行不行,多好一事,万事往好处想。”他说。

  现在回头看,他也觉得时间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急迫。一方面,管虎本人对抗美援朝历史非常熟悉,很快就确定了具体的拍摄内容;另外,团队拍摄战争电影的工业化能力已经在之前的项目中完成摸索,省去了技术探索和团队磨合的时间。

  管虎的母亲曾经到过朝鲜战场,子弹两次从身边呼啸而过。《金刚川》上映之后,管虎的母亲和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友一起去了影院看电影。“其实《金刚川》的叙事对老人是有一定门槛的,她(母亲)说他们好像没有太多感受到门槛,情感上的投入还是挺多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一直在哭。”管虎说。

  《八佰》《金刚川》之前,中国战争电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像《八佰》《金刚川》一样,叙事具有实验性,同时工业化程度媲美好莱坞的作品,并不多见。

  在《中国战争电影史》的作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皇甫宜川的观察中,他觉得,近年来,战争电影的特征可以用“主流电影”来概括,代表作品是《红海行动》等。“由于技术上的提升,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开始向国外的大型战争电影靠近。它们也利用了一些类型片的叙事方式,但在精神层面,又传承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念。”皇甫宜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将《八佰》和《金刚川》纳入近年的战争电影趋势中去考察,它在战争场面等技术上的进步,延续了近年战争电影的趋势,相比《红海行动》等有质的突破。但另一方面,从叙事、视角上来看,它又与“类型化”的趋势不同。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更喜欢像《细细的红线》《全金属外壳》等非类型化、有作者性的战争电影。他在创作《八佰》的过程中,也刻意让剧本“非类型化”,“我们全是群像,没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用这些非类型的元素做一个有一些记录影感的电影”。

  话语权

  如今,管虎已经年过50岁,在电影行业工作近30年,但他觉得自己“刚刚入门,颤颤巍巍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与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拍摄《头发乱了》那会儿完全不同。“刚毕业的时候,有一小段时间,觉得自己牛逼,飘飘然”。

  管虎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是在90年代初,凭借处女作《头发乱了》让小部分影迷知道了他的存在。这部电影带有彼时第六代导演的很多共同特征: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独立拍摄、影片多年未过审。那会儿,同为第六代导演的娄烨和张元,也拍摄了摇滚乐题材的电影,同样被禁。

  进入新世纪之后,管虎的创作题材开始变得多元。那正是国内电影市场的低谷,为了谋生,管虎选择去拍电视剧。他在拍摄电视剧时,融入大量电影的拍摄手法,带有鲜明的作者标签。比如拍摄陈道明和陶泽如主演的反腐剧《黑洞》时,管虎全部按照拍摄电影的方式完成:长时间、多角度、多镜头,而演员的表演,会给出七八种解决方案。

  2009年,管虎凭借《斗牛》重返大银幕,之后他又拍摄了电影《杀生》。这两部影片在评论界和知识界收获颇多赞誉,却和多数文艺片一样,票房并不亮眼。2012年,管虎在上海参加一个电影节,他和贾樟柯、娄烨坐在台上,台下有人说“中国最不赚钱的导演都坐在上边了”,这让他深受刺激。

  于是,管虎为了探究自己在商业上的可能性,拍摄了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上映首日,票房比《斗牛》和《杀生》的票房加起来还多,最终票房达2.7亿。那时,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坦陈自己的心迹时说,觉得此时的自己还需要用票房的真金白银赢得一个导演的话语权。管虎真的夺过了话语权,应该是从《老炮儿》开始的,这部电影票房达9.02 亿,豆瓣评分8.2分,商业和口碑双赢。而那之后,《八佰》的大制作也让他更上层楼,他似乎找到了一种自我满足与市场期许之间的微妙关系,既不将自己定位为商业片导演,也不想成为孤芳自赏的作者导演,他更乐于在受人关注的主流电影中植入自己的作者性。

  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与管虎结识多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老炮儿》我跟他合作,到《八佰》,我觉得他的变化特别大。最大的变化是他对于事情的确定性,他的那种坚持的劲儿已经变成非常成熟,还有就是他的创作力和资源能力到了巅峰的时期。资源能力用老百姓最能听懂的话,就是我想叫谁来演谁就来演。创造力是指他的想象力和最后完成度之间的契合度特别高。我觉得他甚至在中国导演中,在这几年也应该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已经完成两部战争电影的管虎暂时不打算再去拍摄同样的类型了,他计划拍摄一部题材具有当下性的中小成本电影。现在他手上有五个本子在推进,看最终哪个先成熟,就拍哪个。作为创作者,管虎不喜欢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我每个题材都是,能不做第二次,绝不会做。”管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隗延章    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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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救援队总指挥张勇:民间公益救援的艰难突围

 

 

张勇 1972年生,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曾服役于武警山东总队。蓝天救援品牌创始人、蓝天救援队总指挥。

 

  2020公益人物获奖理由

  新冠疫情在湖北发生后,他创建和带领的救援队出动一万多人次。自2007年成立以来,从汶川、玉树、 雅安,到菲律宾、缅甸、尼泊尔,这支救援队坚守独立、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的使命,在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上跋涉、成长,现已发展成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救援组织。只要有灾难来临,他们总向着灾害现场逆行;他们随时准备拼命,因为热爱生命。

 

  年近五十的张勇租住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居民小区,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10公里远。三室一厅的简装房子,月租金4000元。客厅里摆着长条桌和工位椅,可以围坐十多个人。桌后是一排延伸到客厅两头的白板,写满工作安排与规章制度。这里也是蓝天救援队的联络处,以及一些骨干会议和培训的场所。

  因为房租和租期原因,张勇五年内搬过四次家。做了13年民间公益救援,张勇已经习惯了这种四处迁徙的无奈。虽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难处,一些前来视察的领导也看到了,“但在北京,要给我们批一个免费的办公场所太难了,可以理解”。

  2007年时,张勇在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工作。他武警退役,拥有河北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业余热爱徒步和登山。当年冬天,一名“驴友”在北京小五台“走冰河”时受伤,张勇和十几名同道自发组队将人救回。这次经历让他们对山野救援的缺位深有感触,就基于常发帖的绿野户外论坛组建了松散的山野救援队。

  这是蓝天救援队的前身。如今,它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拥有800多支队伍、超过5万名成员。经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直到2020年1月26日带队前往武汉,张勇记不清自己参与过多少次救援行动。和许多同行不同,他从未在奔赴灾难现场前留下遗书。

  “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可写的,而且救援的风险都是可以预料的。”张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一名一线救援志愿者到领导“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张勇已经习惯了任何救援行动的风险,但深感自己在管理和筹资上有些力不从心。

  “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辅助”

  土地没有平整,库房没有大门,没有灯,插上一个电热水壶都会导致断电,没有洗浴设备,水龙头只靠一个消防栓……2020年1月26日,张勇带领百余位蓝天救援队队员接管了“中华慈善总会武汉应急转运仓库”。

  半个月后,他们已接收了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1000余万件物资,除有特殊要求者外都在24小时内分发到武汉近百家医疗机构。当时有媒体评价称,这是疫情中效率最高的转运仓库。

  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领导层就断定:“物资的‘最后一公里’一定会有瓶颈。”经验可以追溯到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年,张勇本不准备前往地震灾区,“只有一点山野救援经验,对地震救援没有概念,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看了两天新闻后,他发现救灾部队未能抵达许多失联山村,想用自己的山野徒步经验尽一份力。

  5月15日组队到达灾区后,张勇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排起了队,车主们想给灾区免费运送物资,但不知道和谁对接,只能在物资仓库周边等着。张勇临时决定改变队员的任务:每人组织一个车队和红十字会对接,领物资,然后带队去送货。

  汶川的经历让张勇重新思考救援的意义:“救援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和专业。”2008年11月,蓝天救援队正式成立,“目标是建立一支中国最专业救援队伍,从现有的山地救援逐渐扩展为更全面的城市救援、水上救援、地震救援等自然灾害领域”。

  创始队员中包括潜水、飞行、攀岩、无线电、越野爱好者以及专业医护人员、退役特警、退役军人等,他们承担起义务为其他成员培训的任务。十年内,蓝天先后组建专业的绳索救援队、潜水队、搜救犬队、高山救援队、航空救援队、心理救援队、机动队等。如今,一些队员利用周末和夜间休息时间,每周都要进行三次业务训练或技能培训,并留着年假等应急救援时用上。

  在蓝天的救援行动中,单一的山野救援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不过,各地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并不相同。有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给当地蓝天队伍限定了业务范围。2018年宜宾地震后,四川省政府没有批准所有通过官方程序报备的民间救援组织参与救援,反倒是外地队伍和不受政府约束的民间组织投身一线。

  “我们担心的是以后这些地区形成定式:所有民间队伍都别去救灾,只能去干培训、社区养老、扶贫,谈不上救援队了。”现在,一些队伍投入急救、安全培训的精力已超过了救援。张勇有担忧,但还是要求所有队伍遵从政府的要求。“我们的定位很清晰,蓝天一直、也永远只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辅助。”

  如今,作为“全国民间救援第一品牌”的蓝天救援队通过24小时值班的协调网络平台,可以实现国内所有地区的救援请求在3分钟内得到响应、5分钟后台就位、4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但是,“领导”该体系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地方非企业社会组织。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社会组织形成上下级、垂直或变相垂直的关系。

  张勇努力了10年,仍未实现成立全国性蓝天救援队的想法。2008年成立蓝天救援队时,他得到北京市红十字会主要领导的支持,但也花了两年时间才在民政局获得注册,“当时还没有救援组织注册的先例,没有先例的事情都是很难实现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能采用《阜阳公约》规定下的“北京队-督导官-各地蓝天队”结构维持全国体系。北京队向各地蓝天救援队进行“蓝天”品牌授权,并在各省设立品牌督导官,负责监督该省各地的蓝天救援队是否按照北京队规定的制度开展活动,不合格则予以除名。

  2009年,张勇就发起组建全国紧急救援联盟,试图通过全国布局缓解跨区救援之困,但响应者寥寥。直到2010年玉树地震救援,一些民间救援队为蓝天的专业化建设所吸引,相约将自己的品牌改为“蓝天”。四年后,这些队伍中的大部分签署《阜阳公约》,松散联盟转变为今天的蓝天救援全国体系。

  各地蓝天队伍在当地民政部门的注册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公益慈善组织,有的和北京队一样是社会组织,还有一些长期无法得到注册。组织性质会对蓝天的经费问题产生直接影响。自创始以来,蓝天坚持所有救援行动全部免费且不接受提出附加条件的企业赞助。但因为不是公益慈善组织,北京蓝天救援队不享有免税资格。

  除了队员自掏腰包购买装备、参加培训、分担路费,蓝天也需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获得基本的运作资金,包括为大型赛会提供保障服务。

  2020年1月前往武汉运作转运仓库时,各地蓝天队伍都倾其所有携带可用物资,但向金银潭等地运送物资的小分队每天要消耗67件防护服,而仓库里通宵作业的100多人一顿饭就要吃掉150斤牛肉, “每天的常规开支就有好几万”。如果没有中华慈善总会进行了基金拨付,张勇坦言:“我们自己可以干,但坚持不了几天。”

  2008年正式组建蓝天救援队前,张勇曾到香港考察先进经验。他被香港民安队和医疗辅助队的模式吸引:120名公务员管理超过5000名志愿者,组织、训练、经费、后勤都由职业人员负责,志愿者只需要响应救援。

  一波三折的国际化

  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海滩上,张勇路过一处被台风“海燕”摧毁的废墟。“气味不对。”他对同行者说,“把位置在地图上标注一下,等大部队到了开挖。”“大部队”一共也就8名蓝天救援队队员,第二天挖出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

  2013年11月20日,蓝天救援队和北京红十字会医疗队组成17人的“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奔赴菲律宾参与台风“海燕”灾后救援。这是中国民间救援90年来首次“出海”,并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几十支外国救援队已先期到达。蓝天队员人少,也没有携带重型装备,找美国队伍借了一辆铲车,在废墟里找到了53具失踪者遗体,占当地台风失踪者的八分之一。

  2011年,蓝天救援队已经在全国的民间救援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张勇萌生了国际化的想法,“走出去才能提高”。之后的两年,蓝天多次申请参与海外突发灾情救援,但有关部门没有处理过此类情况,最初的态度都是不同意。

  两年后,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导致6000余人遇难、3万人受伤。张勇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提交评估报告后,红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与外交部对接。

  当时正值中菲关系因南海局势陷入低谷,菲方拒绝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国家救援队参与,国际舆论却指责中方提供的援助不够。特殊背景下,红会与外交部进行了十多天的反复协调,几经反复周折才“终于可以去了”。

  在此之后,蓝天救援队在2015年派出85人的重型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2017年参与斯里兰卡洪水救援,2018年参与老挝溃坝事件救援和泰国普吉岛船难搜救。张勇学习到了更先进的装备技术和管理方式,也确立了“我们不比别人差”的自信。蓝天还成为联合国INSARAG(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救援队网络的成员,并按照INSARAG制订的USAR标准(最高标准)建设队伍。

  除了国内报备,蓝天救援队参与国际救援还需要通过INSARAG的救援协调网络许可,但蓝天迄今尚未通过INSARAG组织的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在国际灾情出现、INSARAG网络选择救援队响应时,通过测评的国际救援队会被列为第一梯队,优先派往灾区。不过,在张勇看来,蓝天早就符合USAR救援队的标准,还多次参加INSARAG组织的多国演练。

  目前,通过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的队伍有五十多支,分布在欧美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2009年,中国国际救援队首次通过测评。在张勇“跑了两三年”之后,蓝天救援队被列为准备进行测评的第二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伍。

  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基于原消防系统组建中国救援队,先进行USAR测评,并于2019年通过。张勇理解蓝天应当让位于“国家队”,但现在他不知道蓝天何时才能接受测评。

  国际化过程中,蓝天还在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授权了7支海外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社会组织,蓝天很难领导海外队伍。张勇最担忧的是“如果海外的蓝天队伍自己先成立了国际组织,我们就被动了。”现在,蓝天已经暂停向海外队伍授权。

  但蓝天救援队的国际化尝试并未止步,张勇设想的“路线图”是:在政府支持下,蓝天成为在中国建立的国际救援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代表中国救援队在联合国发出“民间声音”;继续出版USAR国际标准的中文版指南,并按照国际标准对各地蓝天队伍进行自测……“等到蓝天的身份问题和国际化都得到解决,管理层形成专业化的机制和团队,我就可以放手了。”张勇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曹然    时间: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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