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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复兴中国》

  发表日期:2019年7月9日   出处:信息部        【编辑录入:ay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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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

★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引领中国进入新黄金时代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

★相信习近平相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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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

 

  编者按:节选登载美国时代出版公司 20169月初出版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该书围绕中国未来30年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走势、中国将与世界展开怎样的互动这两大主题展开,明确提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书详细解析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使命而展开的战略布局,深度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重大决策的出台背景、施政逻辑和执政风格及特点,对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执政党建设、中国军改、司法改革、反腐败斗争、生态重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等等,都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和预判。

  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犹如浩荡激流,几经浮沉,百转千回,如今走到了“历史三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重返世界之巅的民族复兴梦想;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和挑战。肩负着领航中国实现“中兴盛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站在历史的大分水岭上,正在经受着艰巨的考验。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概而言之就是要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领导中国朝着现代化强国方向坚定迈进,为打破中国的治乱循环周期律找到新路径,引领中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梦想与拼搏,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伟大的中国全力跨越历史,这将是展示人类雄心和智慧的无与伦比的壮丽冲刺,值得全世界屏息以待!

  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数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历史分水岭上。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被国际学界普遍称为“巨变时代”。一方面,人类熟悉的历史坐标正在迅速消失,一批原本强悍的大国正在逐渐迷失自己的航标。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过去认为当然的历史趋势正在出现重大反转,一批新兴的历史力量正在强势崛起。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曾经这样描述当今世界与时代的主题:如果再过几百年,我们回头来看21世纪前10年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期间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决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弗里德曼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中国官方的表述,其实就是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坚定地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

  很显然,中国能否坚持走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中国能否发展成为21世纪引领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新生力量,是关系到全世界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也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最大历史课题。

  对于中国复兴的历史意义,著名政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这样描述:“中国兴起是撼动当前全球秩序的最重要的转型力量之一,必将成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的主导力量之一,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更深远影响着人类的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对中国的复兴寄予厚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

  站在全球的视角,中国是人类社会走到历史关头的重要决定性力量,中国对全人类命运肩负的责任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时空坐标下的中国改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全世界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还是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位居世界80位之后,仍然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巨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量也已达到极限,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富先老国家。中国将实现全面小康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锁定在2021年与2049年,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西方世界近500年来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压缩到100年内完成,同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制度现代化,剩下的时间十分紧迫。

  在西方历史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理论。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口,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马克思曾借用此典故,提出资本主义只有顺利通过“卡夫丁峡谷”,才能走上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

  殊不知在东方也有一个历史峡谷理论,即“历史的三峡论”。已故著名华人历史学者、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要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好比长江通过险恶的三峡,必然是艰险万分的,能否渡过这一惊涛骇浪,决定中国能否走上复兴坦途。渡过历史的三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及技巧,稍有不慎,将使得这个进程无限期的延长,这恐怕也是国人所不愿见的”。

  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入惊险的“历史三峡”入口,到21世纪上半叶,终于走到“三峡的最惊险处”。一方面,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接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极为复杂艰巨的挑战,未知的风险前所未有。

  众多国际政治大家都承认,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的崛起。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就在其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中预言,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

  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之路风险巨大、挑战如山。《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中国是一个迟到者,经济最穷且竞争条件最差”。

  美国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细陈述了中国崛起的困难之大:“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碍:一是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二是政治能否稳定;三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从人均来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四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岛链同盟”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必将给予强力遏制。

  对于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毫不讳言地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比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把握的考验还包括巨大的安全风险。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曾经集中列举了11个安全方面的风险课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其中既有国土安全问题又有国民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改革前行的压力巨大,而且与日俱增。

  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解决了许多旧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曾预言:“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执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执政成功与否,主要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

  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执政团队接过方向舵之后,中国这艘巨轮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总的来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有六个。

  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联合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让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报告中提醒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在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的如期达成,同时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尽快使新的增长动能担当重任,就成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头号经济难题。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脱贫任务艰巨。防止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他还说过,“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贫富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陷入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无一例外都与“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让6亿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但是,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用300年才造就出来的巨富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这一数字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截至 2014年,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居民中约7.2%尚未脱贫,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不到1 美元。帮助这7000万人脱离贫困,让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一道世纪考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在美国媒体发表的题为《贫穷依旧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让中国现有7017万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与“小康社会”之间的最大障碍。贫困才是中国的头号大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客观认识,足以让人悚然而惊,也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不得不为好高骛远的目标降温。缩小基尼系数,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并且帮助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这是习近平执政团队治国理政的又一道严峻考题。

  三是反腐败形势严峻,维稳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谈话时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来,面临着掌权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考验,对于如何清廉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安排。当前,一些腐败分子贪腐的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让民众瞠目结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官员队伍中出现的消极腐败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2003年是6万起,2008年就升至12万起,2009年更是达到23万起。对于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还有人甚至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腐败是执政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剔除,中共将面临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如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是摆在习近平执政团队面前最为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是一场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

  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遭遇瓶颈式难题。中国执行了30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疾速来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红利面临终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指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 15.5%,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但与此同时,劳动人口绝对数在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养老金待遇刚性增长,收支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倍增,多项重要指标濒临极限。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水量仅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业化又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退,在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 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亿农村人口面临安全水源匮乏问题。由于地表水被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消耗过量,地表塌陷。中国的环境压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1月的一场雾霾,几乎笼罩三分之一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过半爆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构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五是文化价值观混乱,国家软实力薄弱。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唯一保持文明传统延续不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犹如与先人当面对话,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这种可贵的文化价值帮助中国人度过黑暗的长夜,维系了民族的血脉。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盛极而衰,外来文明对古旧的中华帝制构成了致命威胁,野蛮的坚船利炮更是将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更是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喧嚣尘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和财富观,必然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紊乱,民族精神受到侵蚀,文化建设和信仰建设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撑不起民族复兴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缺失、道德素质下降、文化创造力不足、国家文化软实力与领导型大国地位不相称,如此等等,都会造成执政党和民众思想信仰“缺钙”,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势力“不战而胜”。

  六是中美关系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当中国站上世界经济总量亚军的领奖台时,“世界冠军”美国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变化了。

  美国在世界“经济冠军”的台上已经稳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其心态的复杂自不待言。中美之间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两国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战略都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牺牲和奋斗,绝对不愿意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抛弃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去与他国完全接轨。独立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继承的是以大英帝国为导师的霸权遗产,其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雁行队列的基础上的,对权力的排他性选择也是美国社会难以舍弃的惯性思维。中美的正面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竞争,其敏感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并且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从高温度竞争向高烈度冲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应对美国的猜疑、遏制、打压或者拉拢之外,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曾经的东亚霸主日本不会甘心就此沉沦,必然会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印度,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加上西方列强唆使,也有意与中国一争短长。越南、菲律宾等在南海不断挑衅,朝鲜半岛更是是非不断,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险。已经受到削弱的俄罗斯尚未脱困,前路不明,一个过于瘦弱、局势不稳定的俄罗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亚、中东、西亚、非洲动荡不定,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欧洲经济不景气,民心浮躁。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这些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领导人必须精心谋划。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命运具有清醒认识,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历史关口上的改革难度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新一轮“赶考”,誓言铮铮掷地有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叫“赶考”。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奋斗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赶考”史。

  “赶考”的典故,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

  1949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形象而深刻地将此比喻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跳出 “胜利—骄傲—腐败—灭亡”这个支配了中国几千年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艰辛探索的历程。

  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陶醉于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是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为人民长久执政、执好政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尖锐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针对“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毛泽东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冷静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内还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64年后,2013711日至12日,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习近平再次来到西柏坡,重温中国共产党执政“赶考”的历史情怀。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习近平在毛泽东当年提议的“六条规定”前久久驻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习近平一一对照着说: “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在与当地干部群众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就“赶考意识”作了解读: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这是习近平的客观分析——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习近平最后表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这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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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引领中国进入新黄金时代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如今走到了一个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口、环境和资源瓶颈约束显现,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如何引领中国经济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习近平拿出新版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气魄宏大、布局完整、主攻点明确,这一改革战略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点,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以创新为最主要的驱动力,共同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强调创新导向,重视发挥智库作用,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破析中国改革之困,将引领中国进入新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为历史贡献“强国策”

  20156月,由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简体中文版面世,并引发热议。

  这本书总结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兴衰史,认真分析了一些困扰人类几十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为什么有些国家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穷后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富后穷?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结论很简洁: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

  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却给予高度评价:两位作者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够脱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主要贡献的核心,这已经得出了一项关于这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问题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将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考虑,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重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曾专门组织干部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泽东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条式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模式。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道路。

  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善于将政治与经济统一起来考虑,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综合统筹,不断变革创新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使之达到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这一独特的治国理论甚至可以称为“改革学”。

  中国需要新版政治经济学

  1984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将这一改革理论成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初稿”,既赞扬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富有启迪的政策思路。当然,称其为“初稿”就意味着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这其中也饱含着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家将之臻于完善的殷切期待。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衔枚疾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当代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特别是出现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国际经济需求长期疲软等新的尖锐矛盾,过去以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为主动力的经济运行机制日渐失灵。对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形势怎么看?中国经济改革该怎么干?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近年来中国经济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25年最低,这使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漫长的低增长期,即“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更为复杂。“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过去30年里非常成功,但用于今天的发展却不一定有效”。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也发表文章分析称,中国30年来的发展奇迹展示的是这个国家作为终极生产者的超凡能力。然而,这种生产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该模式容易导致储蓄过剩、投资过度、无限制的资源需求和环境恶化,找到一种新模式势在必行。

  显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命题摆到了习近平面前。

  “新教案”人民味很足

  要写出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案,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引领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把“新常态”作为经济改革理论基础提出6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11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所以,提质增效是新常态的本质。新常态的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完善。

  习近平作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战略判断后,基于新常态的系列改革战略接踵而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思想;

  “新农合”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习近平这些改革思想和主张,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使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学”既坚持问题导向,又突出适合中国难题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导。

  恩格斯曾说过,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就是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传统,任何改革主张都将是脆弱无力的。

  20147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还要深化、丰富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尽早形成能够指导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的“新版政治经济学”。

  尽管尚处在起步完善阶段,习近平主导制定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已经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但国际国内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只有“华盛顿共识”这一唯一的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才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观察习近平的全面改革方略和推动中国制度创新的崭新实践,是学界的一种共同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能解释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为世界经济开辟新路的现实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与“术”之别,所谓“道”是指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形而上的概念,而“术”则是具体实现的手段、方法和路径等。

  如果仅从“术”的层面解析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一定意义上确实存在与西方经济学相合的地方,而如果从“道”的层面来判断,其中的旨趣就大相径庭了。

  强调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服务人民,这可以说是习近平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案的内核。

  习近平在201511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要忘记发展的“共富目标”,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他还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特别强调,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这也体现着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比如协调、绿色、共享,就是如此。协调和共享,是为了解决“一切为了人民”中的短板问题;绿色,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习近平从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上强调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鲜明民本特色。

  201635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恳切地谈及要关照工人阶级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他说,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习近平还专门参加了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与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代表谈心,他先为非公经济人士送上定心丸——要使有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此前,习近平也多次表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给权力与资本划出了一个隔离防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习近平十分简洁地用“亲”“清”两字阐明了中国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为长期困扰中国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权力介入资本”“资本腐蚀权力”架设了一道“防火墙”,有着深远意义。

  引领中国实现历史跨越的“强国策”

  20163月,中国“两会”期间,外媒纷纷注意到,“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成为舆论界一大热词。

  新华社在此期间,用了8组关键词来解析“习近平政治经济学”: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用好,积极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发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是中国国内最早提出“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者之一,任泽平认为,习近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概括来说,“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六论”:“新常态”论、“两手合力”论、“基本经济制度”论、“共同富裕”论、“人民主体”论、“五大发展”论。

  不管是8组关键词,还是“六论”,都说明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201612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中国《经济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高度评价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这是为丰富人类经济思想贡献的“中国智慧”。

  张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人类经济思想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为解决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中国特色,恰恰也是中国领导人为世界政治经济困局开出的新药方,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从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且充满希望。”另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邱海平则更看重“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推进世界范围经济学提升的启迪价值,“这就意味着,产生新的经济学大师的时代到来了。新的经济学大师不可能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人中产生。相反,大师一定是从能够批判地扬弃已有的两大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中产生。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从中共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已经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确定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领导中国向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进的经济战略构想,这一引领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迈进的“强国策”,正在快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了解“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一大诀窍就是看趋势和走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参加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中国低于10%的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放缓。“不能拿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来和当前的经济增速作对比,而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相信在中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会比肩欧美等发达国家。”

  曾任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也专门在中国报纸撰文指出,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反而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罗思义希望中国不要被“华盛顿共识”催眠,而应当树立经济学自信——“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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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

 

  20164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访谈时公开承认,对美国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善后工作毫无规划,致使卡扎菲倒台后北非和中东仍然一片混乱,这是其任期内“最大错误”。

  两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再次调低了对2016年和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2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并调降了对多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预期。但IMF也表示,大型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6.5%,高于其此前预测的6.3%

  这两条新闻的播发,一方面,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陷入了长期焦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寄予厚望。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对世界局势作出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到了晚年,邓小平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道: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并没有按照“历史的终结”设计的那样步入和平和繁荣,反而迅即陷入了失序、战乱和积重难返的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全球范围的骚乱、停滞、衰退和安全感下降,本质上就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

  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新兴力量走上前台为世界校正航向,提供智慧。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

  习近平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局势作出了两大重要判断:

  1.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2.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习近平深知,中国在引领21世纪全球治理中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多次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他还反复强调,参与全球治理,要以我为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一基本构思,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向。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也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一个古老民族应有的贡献。

  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七国集团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认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将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设计者。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诸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但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说是清晰有序的。

  中国领导人捕捉到了历史的反转趋势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形成合理国际秩序观的立论基础。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判断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态势,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理论基础,便成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环顾寰宇,冷战之后的近30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世界格局版图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

  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种变化尤其需要关注,即:权力分布、安全威胁性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复杂关系。

  “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呈一超多强态势,现在这种基本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但美国在全球权力分布中的份额比之以前明显缩小,管理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同时,世界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却在群体崛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态势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会充满希望;反之则会出现动荡失序的局面。”秦亚青指出,全球化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疆界的消除,产生了真正的全球经济,每个经济体都是这个大经济的一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和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系,重要经济体尤其如此。现在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所以说,这种相互依存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也导致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时代意识很强的政党,这个政党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敏锐捕捉到时代演进的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海霞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一文中提出:时代主题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判断历史趋势的基本依据。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而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一直延续了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既看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又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观。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世界权力格局被打破,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综合实力下降,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内敛、军事政策不断调整,其为盟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虽然仍可以被称为“一超”,但已经无法再执世界之牛耳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甚至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201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在墨西哥答记者问时也曾指出:“多极化进程不仅是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包括亚非拉等地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力量的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显著增强。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410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的经济综述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七国集团”的GDP超越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世界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民主、市场和美国实力,支撑起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但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让西方世界对这三大支柱的信心开始动摇。虽然思想的风向可以瞬息万变,但重拾自信之路却可能很漫长。

  这篇文章称,在作者的前半生,国际政治格局是由冷战决定的。柏林墙的倒塌终结了冷战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如今,人们似乎正再次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去几年里,西方对支撑起冷战后世界的三大支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一旦支撑西方自信的这三大支柱同时发生动摇,全球秩序的重组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

  对于这个世界格局剧变的历史关头,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干脆称之为历史的分水岭。

  朱云汉说: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把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称为“巨变时代”,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

  朱云汉指出,站在这个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历史趋势的四重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兴起有关。

  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这四种历史趋势的呈现,被朱云汉等学者称为历史的反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人对这种历史趋势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从2012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到2015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明确宣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习近平提出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的动力。

  中国梦对全世界意味着什么?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国际社会不禁要问,一个强大了的中国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能为世界做点什么?

  换句话说,自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宏大奋斗目标以来,“中国梦”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梦”将会对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社会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在惊讶、赞叹之余,伴生的也有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重复上个世纪一些国家崛起的老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针对诸如此类的疑虑,习近平了然于胸。所到之处,他都以充满感情的语调向国际社会讲解中国故事和中国理念。

  2013322日,习近平开始了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第一站选在了俄罗斯。这是一次关于大国关系、时代潮流乃至世界梦想的出访。

  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阐述了对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框架里。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宏志认为:我们讲的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不是要回到汉唐盛世,不是要重温“万国来朝”的旧梦,而是要使中国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天下”,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和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天下胸怀。“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

  在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座中国石碑。这是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所立,1911年被发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吴江浩说,这座碑叫“布施碑”,上面的三种文字分别用不同语言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崇,也详细地列出了布施的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说,不同于西方殖民者发现、奴役和侵略式的远航,郑和的远航,一是宣示中国对外要交流,二是赏赐,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铜钱,送给当地人。

  20143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提到,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种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这样的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2014119日,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亚太梦想”概念,引发与会国家领导人的共鸣。

  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与此类似的理念。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及欧洲、北美各大洲,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价值追求: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

  在欧洲,他说,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在非洲,他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拉美,他说,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

  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和平共赢”是习近平外交理念的核心。

  而最能代表“中国梦”与“世界梦”关系的表述,莫过于习近平20143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的“新醒狮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抛弃赢者通吃逻辑,中国全球治理不排他

  如果说美好的世界梦代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话,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不会自动走到人们身边来的。换句话说,再美好的蓝图也必须依仗于艰辛的奋斗。这个奋斗就是新的全球治理实践。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以来,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论述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最为集中反映习近平全球治理体系思想框架的,是201510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主持这次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习近平认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他随之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其意义至关重要。

  对该专题进行讲解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认为,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

  很显然,中国在这种重大场合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当今严重的全球治理失灵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毅分析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其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

  改革和创新旧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根本原因是国际规则背后的原则理念始终因循守旧,没有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只有首先实现理念上的创新,才能够真正建立适应全球治理的新体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时代,需要融合各种文明的有益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秦亚青等中国外交学者们由此提出以下三个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义(plural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实践参与(participation)。多元治理模式与霸权治理或是垄断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必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伙伴关系是对全球范畴内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再定位,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世界行为体不应当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描述的那种仅仅为利益展开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实践参与是指世界各国和各民族能够平等积极、心甘情愿地参与治理互动的实践。

  习近平用最通俗但却充满哲理的语言概括了这些理念,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习近平强调的这种“通力合作”“商量着办”,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显然大异其趣。

“中国一贯秉持的以和为贵、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兴,荡涤着利己、功利的价值取向,弥合着对抗、冲突造成的鸿沟,这就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值得仔细研读的原因”,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说。

2015922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对于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共享为取向,不排他”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与实践,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也饱含着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心血,必将有力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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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习近平相信中国

 

  新中国成立100年会是什么样子?

  虽然预测未来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但中国领导人早已将战略目标锁定到了这一年。

  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执政党对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不可更改的“军令状”。

  这就意味着,中国要重返世界之巅,回到这个民族应该达到的高度。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国必须“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届时的中国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政治、文化、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也必须跻身世界一流。中国的崛起将不允许有明显的短板,而是全方位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不是为了当一个自给自足的“超级富翁”,而是立足于中国人传承已久的兼济天下的使命与情怀。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泽东的复兴梦,也是习近平的复兴梦。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中国的复兴路上关山万重,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复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但中国复兴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中国人自身,特别是失去了梦想的能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梦想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贬义词,梦想家几乎等同于空想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一书的序文中,高度评价习近平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就是重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让整个民族都找到了未来感——“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以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则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当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面向未来也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之一。”“不止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马丁·雅克等认为,习近平不但重新唤醒了中国人的梦想能力,而且让中国人的未来形态也变得更加清晰了——“中国梦”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加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如果平心静气地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接近17个世纪的时间位居世界最富足大国的位置。布热津斯基说过,“中国在农业生产力、工业创新和生活水平方面领先于全世界”。换句话说,中国位居世界一号的主角地位,在历史上更像是常态,而屈居配角更像是非常态。21世纪中国复兴,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常态。

  当然,相比过去中国文明内部的自我盛衰循环,中国新一轮崛起将依托于全球化,也服务于全球化。

  如果站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看待中国的复兴,将会发现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处于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在过去的零和博弈时代,中国的地缘格局在世界大国中最为不利,不论陆地还是海洋都面临着强敌环伺,全世界强大的对手国家似乎都被摆到了中国的周边,“中央大国”更像是“四战之地”。但如果世界进入全球化的多赢时代,中国所处的格局就截然不同了——中国与未来世界最有潜力的经济体都具有区位合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在陆地上可以与印度、俄罗斯、韩国、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以及欧盟直接沟通,在海洋上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尼、澳大利亚等比邻而居。同时拥有海陆两栖优势的中国,在G20中最适合担当中央枢纽,全球的经济地理中心非中国莫属。

  可以说,正是全球化赋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机会。没有全球范围的托举,中国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国。同理,缺乏全球视野,中国人也无法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所以,习近平鲜明指出“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正是着眼于中国复兴的内在需要。

  全球化将托举起中央大国的荣耀,但中国对全世界的回报也将是丰盛的。到2050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的主发动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和平秩序的最重要守护力量。而其中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中国将为全世界奉献一条和谐共赢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即像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都有机会通过自我变革崛起,这充分证明不走掠夺与侵略的老路是完全可行的。天道酬勤,自助者天助之,和谐共生符合历史的意志,发掘人性的善比放大人性的恶,更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车轮。

  曾经长期考察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一书中坦言: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体”。鉴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白鲁恂等坚定认为,未来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会与西方诸大国的表现截然不同。

  中国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道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不顾文明基因的差异,一味地克隆或者复制他国模式,必然引发强烈的副作用。中国不向外输出革命,不诱迫他国模仿中国经验,更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

  在急速发展的科技力量面前,人性的进化是如此的缓慢。如何处理科技以及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大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丰富经验。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杜维明等指出,中国有责任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还要“把人生的意义价值探讨出来”。

  在当下详细描绘30多年后中国的文化样貌形态,显然非常困难。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可以看出,近3000年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波动并不大,中国文化的内省能力和适用能力,可以让中国在极为剧烈的社会变迁面前,也能保持岿然不动。

  这里不妨以《论语》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通过记述公元前5世纪时孔子和四个弟子的一次谈话,反映了几种治国思想的差异。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治国思路虽侧重点不同,但都符合先富后教、富国强兵的路子,孔子也都表示赞成。但曾晳却提出了一个治国理政更高的境界,即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社会的康乐和谐、安定祥和,人人充满活力又揖让自律,让个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所以,曾晳得到了孔子的最高赞许。

  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人仍然会坚守这样的心灵自由境界。“仁者爱人”“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山水田园间诗意地栖居”,等等。即使再过几个世纪,这些也将仍然是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追求。

  中国人的世界观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是追求立德树人,天人合一,在恬淡自然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表现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是重视怀柔亲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也不会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中国将更像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以信义著于四海,以大度包容的态度对待偏见和傲慢,竭诚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减少全球的纷争与困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曾指出,“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帝国”。他的预言现在看来至少说对了一半——美国的确是人类社会最后能享受霸权的“帝国”,当今的世界也没有合适的“帝国候选者”。因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放弃了“霸权思维”,中国不愿意甚至憎恶成为帝国权力的“竞争者”,人类社会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大权独揽的铁腕国家担任地球的守夜人。但美国不一定是人类最后一任最强盛国家,因为中国人早有古训“故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间的大德容不下私利长久存在的空间。未来的人类必然会选择最正直最无私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表率,而对天道与人性都有着最真切体会的中国人,无疑是其中最有竞争力的。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饱含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复兴路上,中国注定能够冲破一切艰难与风险的最大资本,也正是来自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天下意志的中国人民。对此,习近平深有感慨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这是美国当代女诗人玛丽安娜·摩尔的诗作,也是习近平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习近平正在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证明,梦想的实现正在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中国复兴的最终成功,将充分证明习近平复兴战略的伟大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主编    时间:201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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