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馆概况 动态信息 政务公开 党建在线 读者园地 特色馆藏 古籍保护 学会工作 共享工程
       栏目导航 网站首页>>专题服务>>专题服务
  共有 141 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颜色: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图片上滚动鼠标滚轮变焦图片】    
 

城乡融合发展

  发表日期:2019年5月9日          【编辑录入:ayrj

                               目   录 

 

★利用“城乡融合”新途径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迎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走好浙江乡村振兴之路 谋好城乡融合发展新篇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

★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治理体系优化

……………………………………………………………………………

 

利用“城乡融合”新途径实现乡村振兴

 

  提问: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什么要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又有何深意?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选择。报告还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提法,城乡融合与过去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有质的区别。

  乡村本来是应该能够产生乡愁的地方,但不少地方的农村给人的感受却是缺少活力与生机。从新农村建设实施开始,国家已经连续十多年对农村进行大量的投入,但有起色的乡村数量比较有限。

  同样作为中国的土地,城市无论大小,近年来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原来破旧拥挤的住房被新型居民小区替代,老城区窄小的街道被大马路、大广场、大公园替代。为什么我国会出现城市繁荣而农村落后的现象呢?这是我国的农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体制造成的。

  农村大量的人、财、物单向地流向了城市,而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除了国家的财政投入、数量较少的返乡创业外,其他就非常少了,这也是乡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如何让社会资金与社会人才向乡村流动,就成为我国乡村能否振兴的关键点。因为只有这样双向的流动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改变乡村落后、城市繁荣的不平衡格局。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采取新型战略来实现乡村振兴,由过去的“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过去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本意是希望以城带乡,但由于我国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基本上把农村的人、财、物都吸到城里去了,而乡村的吸引力远不够,加上制度因素,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途径,应该是试图校正过去的资源单向流动,让二者互动起来,互通有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如何利用“城乡融合”这个新的抓手,来实现乡村振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城市与乡村不再有明显的界限,城中有乡,乡中有村,二者的界限随着发展会越来越模糊。比如日本,日本都市里有村庄,主要因为非常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日本的土地一旦被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就不能转为非农用,但其周边的土地如果没有用途管制,可能就建成高楼大厦了。这是日本存在独特的都市村庄现象的原因。

  其次,城乡融合更深的含义是二者更深入地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避免不足。城市要吸收乡村的特点有:美景与生态,要环境美,不能都是高楼大厦;同样的道理,乡村也要吸收城市的长处:基础设施要健全,生活要便利化,比如自来水、下水管道、污水处理、网络与无线信号等,都应该与城市一样,银行网点、购物、公共交通等方面也要跟上。城乡融合就是城市与乡村二者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城市要变得更生态、更绿色、更宜居,乡村应该在基础硬件上加大投入,应该更清洁、更便利化、更环保。

  最后,“城乡等值”,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们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应该差不多。德国的城乡等值战略非常有参考价值。二战后德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吸引乡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乡村陷入衰败之中。后来德国实施城乡等值战略,提出无论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一样的,城市有的,农村都应该有。经过多年的建设,德国的乡村变得非常优美。年轻人还是继续往城里跑,但乡村吸引了大量城市退休的老人来养老。乡村从此也有人气了,实现了城乡互动。

只有城乡融合,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市像乡村一样美,乡村像城市一样便利,这样的城乡发展格局才是最理想的。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 时间:2017-11-20

……………………………………………………………………………

 

中国迎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城乡融合发展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重塑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方向,表明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新矛盾决定城乡融合发展新方向。矛盾之变决定着全局之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时代课题。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而言,最不平衡的发展就是城乡发展,最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农村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在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又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财产分化严重。目前有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户籍限制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难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期游离在城乡之间,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和流向不合理,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不高、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仍是当前社会突出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农村人口总量的基本国情,决定着没有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把三农工作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部署,以乡村为切入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破解一个重大的时代难题:城镇化难以逆转,如何在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同时避免乡村空心化并振兴乡村。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人口大国既要全力以赴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又要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工农关系问题。而中国成功地破解了如何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确保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个时代难题,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发展奇迹。在新时代,我们要如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那样,始终将乡村发展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处理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方向。

  2.新目标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新要求。要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归宿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要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探索的“美丽乡村”到“美好乡村”的发展实践,将城乡融合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社会发展,落实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上来,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的新跨越。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取向使然,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一种“先城市化,再逆城市化,然后再城市化”的波动性的城乡发展模式。笔者认为,作为更高社会形态的城乡融合发展,不再是一个单向过程,既不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也不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互促互进,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整体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揽,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工统农”“以城统乡”、以扩张城市减少农村减少农民的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突出了乡村发展的中心地位和城乡关系的平等地位,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不同生活方式的平等选项,城乡彼此相互依存共荣共生。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更新发展理念。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因为每一个村庄的形成都是社会与自然演变的结果,很多村庄的形成有千百年的历史,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规律,把发展理念上升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大战略上来。二要激活内生动力。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乡村的自主发展,使农业发展不再服从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村发展不再服从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民发展不再服从市民发展的需要,实现乡村从被动地接受城市与工业的反哺和扶持、被动地接受城市与工业发展的带动和辐射,到成为与城市并行发展主体的转变,在保持城乡各自独立性和差异化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乡村主动性,充分激发乡村活力。三要健全体制机制。“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我国城乡反差为最直观的体现,其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需求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市民化改革,建构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对城乡优势资源的统筹利用,推动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四要唤醒乡村潜能。乡村一直被认为是提供粮食、农副产品和工业用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农业的发展几乎是乡村发展的全部内容,而生态、文化、社会的价值优势被忽视。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乡村相对于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断凸显出来,乡村的功能进入了多元发展时代。五要建构融合支撑。以特色小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将此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对接点、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支撑点、中心城市的扩散点,把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和集聚,形成城、镇、乡村三者的功能分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

  3.新时代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境界。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都出现了乡村衰退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的乡村“空心化”与城市“贫民窟”并存,而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就进入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乡村发展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城市与农村从分离最终会走向融合,其轨迹大致要经历三个辩证发展阶段:城育于乡,即城市诞生于农村;城乡对立,工业革命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造成城乡分离;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逐步消除城乡差别。马克思认为,消除阶级差别和城乡不均衡现象的“城乡融合”,使城乡成为更高级的社会综合体,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更是直面乡村发展的焦点、难点问题,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到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到户籍并轨,不断推进土地制度、公共服务这两个最基本制度的变革,工与农、城与乡的界限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冰点正在消融、难点开始破题、底线加紧筑牢。5年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7.4%,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形成。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在总结中外城乡发展经验基础上,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着眼于当前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

  

作者: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城乡一体化研究智库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

 

  来源: 《红旗文稿》   时间:2018-04-20

……………………………………………………………………………

走好浙江乡村振兴之路 谋好城乡融合发展新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揭开了美丽浙江建设的宏伟篇章。15年来,全省上下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给浙江农村大地带来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扎实基础。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乡村是一个重要战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关键战略。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期望,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提出的“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谋好新篇”要求,拉高标杆、大胆探索,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走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新路子,努力在乡村振兴上继续走在前列。

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乡村的大振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的领先是最重要的领先。我们只有比别人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些、谋得更深一层,才有可能抢占乡村振兴的制高点。当前,我省党员干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总体上是到位的,但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比较突出的有四种:一是有的认为“美丽乡村已经搞得这么好,再稍微搞一搞、弄一弄,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就可以完成了”,存在着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心理;二是有的把乡村振兴简单地与美丽乡村建设划等号,而没有认识到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三是有的认为城市只是城市、城镇只是城镇、农村只是农村,没有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来推进、来建设;四是有的没有重新审视乡村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活价值,没有看到乡村振兴面临着重大机遇。这些思想误区不破除,就根本谈不上乡村振兴继续走在前列。乡村有无限发展空间,乡村振兴大有文章可做,我们不能让老办法老套路老经验束缚了思想。要解放思想、增强信心,主动创新求变,勇于打破常规,善于转换思路,多拿出符合实际的锦囊妙计、推出更多的高招良策。

我们讲的思想解放,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遵循乡村振兴规律,进一步更新工作理念。一要突出规划先行。乡村振兴不是每个村都大搞建设、大搞开发,不同的村有不同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强度,该建设的就搞建设,该保护的就做好保护,该移民搬迁就移民搬迁。要在规划上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做到谋定而后动。规划的编制要既契合实际又适当超前、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切忌单一模式、千村一面。要建立健全县域乡村建设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村居设计四级体系,落实多规融合,做到村村有规划图、镇镇有规划师,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规划做出来后,就要刚性执行,不能规划建设“两张皮”。二要突出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塑。乡村振兴的资金、人才、项目从哪里来?主要从市场中来、从城市里来。要统筹谋划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不仅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的融合,也要推进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上的融合,还要推进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上的融合,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三要突出系统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系统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同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找准有杠杆作用的重要支点,找到工作的突破口,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落一子而全盘活”的撬动效果。四要突出共建共享。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要明确推进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增强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当家作主,让他们都明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发动他们积极参与进来,真正做到“大事一起干、好坏一起评、事事有人管”。

积极培育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没有产业支撑,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就没有了依托,农民增收只能是一句空话。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来抓,在人、钱、地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全面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不断增强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和活力。

做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的文章。乡村产业振兴,首先一定是农业振兴。现在和将来,农业都是大有可为的产业。要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放到突出位置,大力发展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和乡村服务业,完善乡镇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打造一批科技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切实提高农业的供给质量、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特别是要走绿色安全高质量的路子,加强源头治理,健全从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监管体系,加快推进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畜牧业绿色发展,打造一批高品质、有口碑的浙江农业金字招牌。

做好工商资本和人才“上山下乡”的文章。乡村振兴要靠人才、靠资源。各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回归乡村、服务乡村,工商资本从城市流向农村,是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乡村产业振兴靠政府包打天下是做不起来的,必须要充分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随着农村吸引力越来越强、发展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度假、休闲、养生、养老、创业,工商资本和人才“上山下乡”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我们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省的浙商优势、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抓好“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农村的延伸,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支持农业、带动农民,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新乡贤、退伍军人、外出农民工等回归农村,培养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努力在乡村形成人才、资本、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强引导,明确下乡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设立必要的“防火墙”,防止跑马圈地、脱离农业、把农民挤出去,防止侵害农村集体产权、侵犯农民利益。

做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文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所在。2017年我省一产占比只有3.9%,如果仅仅就农业抓乡村产业,或者简单移植城市二三产业,是抓不出产业振兴的。只有立足本乡本土资源优势,不断延伸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乡村产业振兴才会有广阔的空间、有无限的可能。要充分挖掘农业的功能和乡村的价值,让乡村产业插上互联网和科技的翅膀,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娱乐体验、养生养老产业、农村电商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从主要“卖产品”,向更多“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变。

做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文章。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新形势下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农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要积极深化农村产权和土地制度改革,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三权分置”,进一步激活农村土地经营权,盘活农村闲置废弃农房和闲置宅基地,进一步打通要素流入农村的通道。特别是要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牵引作用,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高质量建设美丽乡村

对照乡村振兴战略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重整行装再出发,大力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全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像打造艺术品一样来打造我们的乡村,让我省的乡村不仅干净,又充满温度、各具韵味、富有活力。

更加注重乡村特色。乡村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搞乡村建设,一定不要把传承记忆的东西给破坏了,把自己的特色给弄没了。平原村、山区村、海岛村、临湖临江村,由于存在自然差异性,必然带来村庄的多样性,每一个乡村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乡土文化、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把保持原有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在独一无二的东西上做文章,努力让每一个乡村都散发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

更加注重环境治理。美好环境是个“易碎品”,治理难,巩固更难。对于治水拆违,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必须持续推进、不能停滞不前。我们要以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深化农村“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巩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消除劣V类水成果,全面打赢治危拆违攻坚战,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全域推进“四边三化”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付之东流。各地要扎实开展存量违建清零“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新增违法建筑的产生,尤其关注村级留用地、临时建筑、工业小区、城郊接合部等新增违建,做到有危必治、有违必拆、即查即治。要高标准推进“无违建县(市、区)”创建,未创成“基本无违建县(市、区)”的41个县(市、区)和18个功能区,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再造声势、再出重拳,争取早日创建成功。已经创成的,要落实长效防控机制,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决不能背着“无违建县(市、区)”的名而被曝光存在违建情况。

更加注重乡风文明。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既塑形、也铸魂。建设现代乡村文明,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简单回归,更不是重拾封建糟粕,而是要对传统乡村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农村优秀传统美德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孝老爱亲、扶危济困、勤读力耕、诚实守信等,在乡村都是高度认可、代代相传的。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传承好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礼节文化,建设现代乡村文明。要全面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特别是要坚决反对不承担养老责任等异化行为。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礼堂作用,吸引村民多走进文化礼堂。

更加注重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让农民群众生活得更好。我省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欠账还比较多,突出体现在:对交通主干道建设投入比较多,对遍布乡村的交通“毛细血管”的维护还不到位,乡村信息等基础设施还比较滞后,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差距就更明显了。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公共服务下乡,特别是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认真办好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努力使乡村具有与城市一样的吸引力、让农民享有与市民一样的品质生活。

加快补齐美丽城镇建设这个短板

城镇上接城市、下连农村,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年在城市和乡村这“两头”抓得紧,但城镇建设相对抓得不够,导致一些乡镇集镇所在地还不如好一点的村庄,对城市应有的承接疏导作用和对农村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更是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局中,要把城镇建设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龙头,而不能搞成只是城市的延伸。我们要把美丽城镇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突破口,完善城镇功能、彰显城镇特色、强化城镇统筹能力,以镇带村、镇村联动,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努力打开乡村振兴的新天地。

以更大力度抓城镇环境整治。要像抓美丽乡村建设那样来抓美丽城镇建设,持续深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着力彰显特色、提升品位、打造形象,让美丽城镇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以更大力度做大做强城镇产业。产业是城镇发展的核心,也是增强城镇带动力的根本所在。要坚持因地制宜,在加快城镇特色产业发展上想办法、出实招,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作用,有效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就业问题。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倒逼作用,加快淘汰城镇落后产能,努力推动城镇产业做出特色、壮大实力。

以更大力度统筹城镇和乡村的公共服务。城镇是农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我们要加强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和设施的共建共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城镇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公共资源对乡村辐射力度,特别是要统筹推进城镇和乡村的供水、供电、供气、宽带服务、金融网点、垃圾处理等建设,努力满足农民群众对优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让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是保障。当前,农村生产生活变化、社会结构变动,对乡村秩序造成很大冲击,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很大挑战。要围绕建设善治乡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坚强、最可靠的保障。实践证明,凡是搞得好的乡村,都有一个战斗力、组织力、号召力强的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有一个有威信、有思路、有办法的党组织书记。反之,如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那么这个村的各项工作就抓不起来,建设没有特色、发展没有生机。要牢牢抓住组织振兴这个“牛鼻子”,强化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和政治功能,高标准落实农村基层党建“浙江二十条”,深化“整乡推进、整县提升”,旗帜鲜明加强农村党组织对农村各类组织、各项事务的领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努力把每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都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要发挥一些基层党组织强、产业发展好的村的带头示范作用,联动周边村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发展。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创新治理方式,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对党员数量较少、产业多元化的村,可以跨村成立联合党支部、产业链党支部,对党员数量较多的大村,可以设立党委或党总支,下面再分设党支部。同时,要重视做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工作,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发展多种形式股份合作、转变村庄经营方式等方面多动脑筋,确保消薄任务如期完成。

加快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我省基层治理创新中总结出来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经验,是推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子。要用足用好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根本,以德治为引领,发挥“三治”各自优势,加强“三治”的融合运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坚决整治影响乡村平安的突出问题。当前,我省一些农村还存在着影响平安的突出问题,给乡村治理带来较大挑战,必须高度警觉、高度关注。要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和习近平同志批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为契机,深入排查、精准发力、重拳整治,决不让这些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决不让这些问题削弱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切实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加快构建体现优先的乡村振兴保障体系,切实做到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要严格落实各级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到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特别是县委书记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抓“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对表、积极作为,加强资金投入、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要认真落实浙江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暂行办法和乡村振兴年度工作报告制度,切实把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摘自车俊同志在全省深化“千万工程” 推进乡村振兴现场会上的讲话)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来源:今日浙江    时间:2018-09-11

……………………………………………………………………………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把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允许出现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萧条的乡村的两极分化景象,只有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正确方向。

  所谓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机制,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联动,一方面运用城市资源要素、产业辐射等带动农村发展,引导公共与社会资源优先向农村投入、聚集;另一方面对标城市补齐农村短板,在诸如生态环境、宜居程度等领域激活农村的独特吸引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解决好“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新思维、新路径、新方略,能够有效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五个问题:

  1.产业。以往城乡统筹未能解决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问题,农村土地资源优势难以发挥,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对流无法实现,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的机制匮乏,农村产业发展受限。城乡融合发展是在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改变农村发展只是农业发展、农村功能只是提供农产品的固有思维,树立“城乡协调”、“共存共荣”、“共建共享”的新理念,打破政府单一主体和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农村要素市场,进一步焕发乡村产业价值。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是对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而是立足于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实现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城乡之间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互补融通。通过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度改革,确保集体产业做大做强,集体经济不断壮大。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填补城乡信息化鸿沟,吸引城市游资下乡,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发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农业产业空间重构,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和环境友好型企业,拓展农民创业增收空间,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2.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只有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才能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效治理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痼疾,扭转农村人口以老、幼、妇、弱、残为主的局面,激励各类人才自由行走于城乡之间,在“城乡之际”的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进一步提振乡村人才价值。通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居住权,让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有城镇住房、医疗、教育资源。通过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回引一大批以新信息、新技术、新理念武装头脑的青年职业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吸引一大批眼界宽、思路活、资源广、有一定资本的外出致富能人回村发展,让担任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重要角色的“新乡贤”不断涌现。同时,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

  3.文化。文化兴国家兴,文化强民族强。广袤的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守望者,蕴含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微观密码。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理念,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孝悌、谦让、“和合”等观念,在当代中国乡村仍有一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有利于突破以往“三农”工作就经济谈经济的狭隘格局,有效提升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思想境界,重新发掘乡土中国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实现“农民-国民”的品格重塑和乡村文化提升。通过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社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因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引导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向经济与社会效益转化。同时,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有利于乡村立足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探索具有乡村特色、乡村属性、乡村风格的发展路径,平等汲取城市在知识、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源要素,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需求。城乡融合发展促使城乡文化深度交融,城市“大传统”与乡村“小传统”和谐交响,发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澄清社会风气的作用,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4.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自然生命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难得的稀缺资源。当今愈演愈烈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更加凸显乡村生态价值的重要意义。以往“三农”政策偏重以城市文明统领乡村文明,导致单向度的“城镇化”思维,对农村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重视不够。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强调建立双向对流、互补均衡的城乡关系,贯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能够变成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注重加强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城乡融合有利于建立城乡融资机制,将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加优质农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走一条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乡村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通过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田园综合体,做好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和修复,持续提升农村生态质量,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让既有“金山银山”内涵又有“绿水青山”颜值的美丽乡村不断涌现。

  5.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能以更加先进的理念和更为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推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引导、带领群众投身乡村振兴伟业,通过为民服务来赢得信任、取得支持,真正成为群众的当家人。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而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能够有效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保障乡村社会健康活力、安定有序,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力量将会前所未有地壮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会得到有力发挥。

  乡村产出的产品既包括商品,又包括公共物品。生活居住、农产品生产属于商品性功能,而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景观形成、传统文化传承、基层组织建设等属于非商品性功能。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解决乡村发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的最新方案,必将彰显并提升崭新、多维的新时代乡村价值,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

 

  作者: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志鹏

 

     来源:《红旗文稿》  时间:2018-09-29

……………………………………………………………………………

 

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与治理体系优化

 

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我国传统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市倾向性政策使得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加大,同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管理政策导致社会福利以及教育资源的倾斜,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城市建设贡献巨大力量的流动人口却无法享受城镇化的成果,真正公平公正意义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基本无法实现。目前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解决好眼下和未来“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论述了我国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具体部署。此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城镇化工作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会议,标志着对中国城镇化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时期。

就本质而言,新型城镇化是城乡边界日益融合直至彻底消失的过程,而不是日益强化的过程;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日益趋同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其他;是以人为本,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的、城的或其他的问题;是关乎人的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幸福的问题,而不是其他;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高楼、广场。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镇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绿色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镇、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本质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因此,实现真正公平公正的城乡融合发展,其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而加快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的一个关键性任务就是迅速建立起一个适应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就十分必要和紧迫。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概念,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乡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社会治理经历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随着新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城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新问题日益显现。

传统意义上治理的释义是管理,统治,得到管理、统治;仅是政府的管理工具,是指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些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现代意义下的治理,则是治和理的结合,即“治+理”(regulation+by heart)。治即规制,规就是规矩、规则、制度。理则是打理、梳理。规制要求合规,符合要求,按规矩办,强调治理的制度规则刚性的一面;打理则需要精心、细心、用心,精益求精,强调治理的制度规则柔性的一面。

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并非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共、社会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单单一种正式规制,还有赖于各个社会主体持续的相互作用。

与统治、管制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过程,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不一定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现代治理与传统管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在管制依据上,治理须有法律法规作依据,是受严格约束的有限管制,而管制则不一定基于法律,有时甚至是官员的任意行为;其次在管制内容上,治理体现一视同仁,管制却经常失之公允,如对特定企业或人员给予照顾;再次在管制程序上,治理是制度化的,程序公开、透明;管制随意性大,经常暗箱操作;最后在管制结果上,治理充分考虑政府官员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因而有相应的救济措施;管制则比较欠缺。总之,现代治理中的管制也是广义的公共服务,是寓服务于管制之中的政府行为。

从社会治理结构上看,传统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我国主要采用的是科层制结构作为治理的组织结构,设置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层次,中央政策通过这种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逐级向下推行。传统城镇化以中央、地方政府为主导,依赖政府计划指令,过度追求城镇化比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增长,忽略了城镇化的质量,粗放式发展模式往往造成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不足,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新形势下,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已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还应包括正确处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及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如环境治理。社会治理要求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平等的,要共同构建社会秩序,管理者自身也要受到规则约束,接受监督,与被管理者形成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协作关系。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人本理念。因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多元主体中,社会治理应更多地强调社会,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人,通过参与、分享和信任等机制将社会治理与城乡治理过程中的各个要素连接起来,树立以人民为本、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完善城乡治理结构,创新城乡治理方式,提升城乡社会治理水平,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完善治理结构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个提法,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点就是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民主化,间或说就是治理体系的健全、规范和可持续性+治理体系的耦合和协调性。因此,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体系构建,首先要从整体上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特别是农村的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和管理。

加强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创新治理组织体系

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应该反思传统城镇化中社会治理体系的不足,注重发展策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的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上的创新,首先就要注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多元参与,结合市场手段、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向全能型政府迈进;其次中央政府应起到宏观统筹作用,指导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的发展方向,给出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最后,地方政府作为实施主体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解决当地的问题,体现因地制宜灵活发展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利用市场力量,鼓励企业等社会主体参与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的进程。正确处理好依法治理、基层自治、市民村民德治与社会共治的关系,综合运用法律规范、道德约束、舆论引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加强和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农村村民自治为基础、村民广泛参与、各类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乡社会治理组织结构体系。

具体来说,创新治理组织结构、治理方式方法和具体手段包括:层级化向扁平化转变(组织);直接向间接转变(方式);传统的刚性向柔性转变(手段);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政策);命令式向诱导式转变(方法);单项向双向转变(行为);猫捉老鼠向协商合作转变(策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监督)。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群众民主监督,是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手段,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的主要保障。

强化社区参与和服务功能

与单纯的城市或农村社会治理相比,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更复杂,且更难解决。社区参与是社会力量介入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的基础,现代社会治理中,社区参与作为主要的治理手段,我国也不例外。早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就强调,在实施整村推进扶贫的时候,要进行参与式的村级扶贫规划。而自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过程中,更是强调精准识别贫困户需要村民参与,各级干部要实地走访贫困户,听取贫困户的意见。不过也应看到,在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许多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呈现出空心化和无组织化的特征,社区参与困难重重,所以,更应广泛推动社区的参与。

组建以城乡区域化党委为核心的新型社区,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干部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从而实现城乡区域内共同体的协同治理与发展。通过引导城乡区域内共同体抱团合作,统筹整合城乡区域资源实行难题共解互帮互助;通过搭建城乡区域化公共服务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完善的服务;通过城乡区域内共同体整顿转化,促进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自治能力的提高,实现城乡社会的协同治理。

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城乡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这个基础上,鼓励各个地方村镇通过合作团体的方式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特别反映在农村地区基础合作社的组建和相应工作的开展上。

加快公共服务向村镇延伸,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健全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改进治理方式,促进多部门城乡管理职能整合,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时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的社会治安问题,加强治安复杂部位的治安整治和管理。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同时还要强化社区组织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度,保证能够精准到人,切实解决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社会治理层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同时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需要运用多种规则体系。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社会治理规则体系也不是单一、同质的,而是由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效力社会规范构成的集合体,除国家法律法规外,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对其效力所及的组织和成员个人具有重要的规范、指引和约束作用。因此,在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创新中应更加重视运用其他社会规范,引导和支持不同方面的群众通过制定完善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规范成员行为,发挥多种社会规范的积极作用。

健全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体系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发生频率高、造成后果严重,这些都是我国自然灾害的典型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完善地方村镇应急管理体系,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强化行政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因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强化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和产业投入,更要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对相应地区群众的安全知识培训,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着眼抵御自然灾害,完善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灾害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邻近市镇消防、防洪、排水防涝、抗震等设施和救援救助能力建设,提高城乡建筑灾害设防标准,合理规划布局和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强化公共建筑物和设施应急避难功能。特别是对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易发生自然灾害的贫困区域来讲,加强监测和预警更加重要。

加强灾害分析和信息公开,开展风险防范和自救互救教育,建立适应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的巨灾保险制度,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面,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统一培训、定点分发材料等方式增加普及应急知识的频率,同时重视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防灾救灾演练,重视村镇一级媒体对相关知识的宣传工作。

优化社会治理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决策系统多元化造成政策难于整合;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带有计划经济特色的观念和政策,从而影响了社会治理的稳定性;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足;监督机制缺乏。这些问题也是决策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所特别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其中就包括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机制。

在决策机制方面,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要建立横纵向科学决策机制。纵向决策结构由从国务院到各个社会治理领导小组和社会治理办组成,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抓协调、县抓主体、乡村落实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横向决策结构包括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不同部门。为了减少不同部门的利益博弈而带来的效率损失,横向决策结构应注重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决策,提高决策效率。

在资金管理方面,为减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应该着重强调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农业部门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在资金分配机制上,应确保财政社会治理资金分配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中央的财政社会治理资金分配情况应与各地的社会治理成效和资金利用情况挂钩,保证资金使用效率和程序的公正公开。

在我国,政绩考核标准对政府工作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在政绩考核激励机制方面,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治理过程,要有效评估社会治理开放项目的成效,把其列入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中。同时,为了防止传统发展模式重蹈覆辙,社会治理绩效考核应采用科学的考核方法,不能仅仅是“数字游戏”。应该建立多方位、城乡协调、可持续的考核体系,引导当地政府更关注质量而非速度。

就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来说,在社会治理目标协同机制方面,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应该兼顾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协同发展的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经济方面,应该关注集约发展,提高工农业生产率,降低能耗,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社会方面,应该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缩小城乡在社会福利水平上的差异,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文化方面,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发展教育,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财政性支持。生态方面,决不允许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而应该环境和发展兼顾,遵循“以环境带动发展,以发展提升环境”的原则。

重视互联网治理

互联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新内容。互联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可以利用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现代网络技术优势,构建全国性综合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网络治理平台,推进社会治理参与机制,真正建立一个全社会各主体都能参与、都能看到,并且清晰度很高的网络支撑体系。

在此基础上,发挥网络平台、大数据和电子政务治理功效,为构建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提供重要的支持,将智慧农村的“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政府等发展成为常态,最终推动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生态形成。

与此同时,不仅要加强互联网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还要构建政府、社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互联网管理体制,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强化互联网行业监管,运用支持手段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使用和网络安全。

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人民团体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它们在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中肩负着重要责任。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新的重要主体。

我国目前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达到近60万个,覆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扶贫、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权益保护等多个领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能够适应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需要的社会组织,存在种类偏少、数量不足、能力较弱、行为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问题。

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清理和规范现有社会组织,改变“吃财政饭、当二政府”的现象;鼓励和支持行业商会类社会组织、科技类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大力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适应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把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建立健全符合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完善与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管体系,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确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规范运行。

加强社会治理人才培养

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需要一批专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就是其中的主力。社会工作以专业化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在服务弱势人群、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应按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的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的制度体系,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志愿者队伍也是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责的有益补充。各级政府应加紧建立健全社会服务志愿者法规、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志愿服务平台建设,畅通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的渠道,营造人人愿为、人人能为、时时可为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发展环境。积极推动建立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联动机制,构建社会工作者引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格局。

 

作者: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时间:2018-09-30

-----------------------------------------------------------------------------------------------------


上一篇:中国企业家(一)
下一篇:备胎转“正”的华为

 相关专题:

·专题1信息无

·专题2信息无
 
  热门文章:
 · 地方文献目录(1-5画)[34435]
 · 安阳市图书馆读者关心问题解[33867]
 · 地方文献目录(6画)[33550]
 · 地方文献目录(9-19画)[32690]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发表、查看更多关于该信息的评论 将本信息发给好友 打印本页

版权所有:安阳市图书馆 技术支持:安阳市图书馆技术部
地址:安阳市文明大道东段  电话:0372-3776878
邮编:455000  E-mail:aystsgbgs@126.com 豫ICP备18011642号
温馨提示:为了获得最佳效果,我们建议您使用IE浏览器,分辨率:144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