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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

  发表日期:2019年1月15日   出处:信息部        【编辑录入:ayrj

   

 新时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及其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政府治理创新实践与思考

 社会治理向“基层重心”转移

 珠海将分享社会治理创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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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理论论断,这为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若干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中的重大问题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高层论坛于2017年11月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5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新时代的社会学研究要强调实践自觉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论断,也为社会学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提出了重大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认为,中国社会学正在迈向一个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学科体系完善和进一步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新时代更加突出地强调社会学的实践自觉,社会学研究要面向巨变的社会实践本身,对研究对象要有自知之明,对巨变的社会实践认知要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清醒的自觉,对专业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要保持清醒的自觉。新时代下的社会学研究战略也将面临一些重大调整,要更好处理中外、古今、理论和实践等关系。新时代的社会学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扎根本土实践,创建服务于广大人民、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祉的中国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认为,传统社会学偏重对时间的追求和对不平衡问题的淡化,而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首先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空间差异、空间关系和空间矛盾,只有从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视角才能清楚观察和理解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社会学研究也应当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观念空间这四重空间里开展综合性研究。南京大学童星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的特点,指出中国将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和虚拟社会交织并存的新时期,同时政府也将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从人类学视角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进行了考察。

以全新思维探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深入研究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考察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力量基础和治理方式。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对社会治理的依赖基础和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王宁从价值资源类型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偏好类型的变化,新时代中国政府的价值偏好从原来单一的依靠“目标型”价值,逐渐变成“调节型”价值和“目标型”价值双重并重。武汉大学周长城基于对生活质量的考察,反思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提出科学化指标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中央财经大学杨敏从全球化趋势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陆海双轴均衡发展的策略。

社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基所在,因此与会学者对社区治理体系表现出高度关注。中山大学周大鸣认为,城市社区已经从“地域型”城市向“移民型”城市转变,居民主体日益多样、复杂和流动变化,从而导致社会治理方式发生改变。吉林大学田毅鹏认为,由于社区组织规模的不断膨胀,社区居民的低参与度以及各级政府下沉的事务性工作,导致社区组织呈现出科层化的特征。社区组织科层化容易使得社区组织内容堕入科层化的繁琐程式,造成基础治理的板结化。华东师范大学文军从“人”及其情感的重要维度对社会治理当中的制度和技术进行反思,提出“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三个层面,考察了单位社区解体对社区老年群体的影响,提出建设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空间意义等空间多维度内涵与老年群体独特的、多层次需求相契合的宜居社区。

此外,南开大学关信平认为,社会工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社会工作在外延发展和规模数量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新时代社会工作应当重视质量发展,培育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可替代性,提升自身服务价值的性价比。社会工作者应当具备一种综合能力,贴近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华东理工大学张昱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社会工作只有在实践对象中才能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个体关系是社会化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因此,社会工作就是以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遵循助人自助的理念,运用多元方法,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种社会技术。华中科技大学雷洪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反思,提出了“情景(定义)”差异、“代沟”、“索引性”短缺、非“同一世界”四种可能存在的实务过程障碍。

加强新时代中国城乡社会建设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钟涨宝认为,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挑战,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即全面建成小康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定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动力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组织保障。云南大学钱宁从组织化策略的角度对农村贫困治理展开了讨论,提出以组织化方式推进精准扶贫,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媒介,培育贫困人口的主体性,使精准扶贫不再停留在靠外来援助或干预的嵌入式帮扶阶段,而是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中山大学梁玉成对“地域—职业”双重变迁过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认为幸福生活的实现道路并不一定是进城,更重要的是帮助农村人口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业。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城市、城镇与农村三个层级的良性互动。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将带来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的全新课题,有待学界的发掘与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谢宇 |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时间: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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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及其理论思考

 

[摘 要] 党的十九大将社会治理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框架中关于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和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组织提出更高期待和要求,反映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理论。

[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社会治理;观点;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不仅重申了这一重要举措,而且从格局、体制、制度、水平、机制、政策等多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将社会治理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框架中关于社会治理的系统观点和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具体来看,《报告》中在不同部分论及社会治理的多达十余处,提出了至少如下六个方面的重要观点:

第一,明确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和指导思想。《报告》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宣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与这一总目标相呼应,《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报告》的第八部分,详细论述了这一重要指导思想及其重大施策,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报告》具体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七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战略施策。

第二,强调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在于共建共治共享。《报告》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七大战略施策之一,突出强调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在于共建共治共享。共建强调合力合资,共治强调合智合作,共享强调共益共赢,重心在于一个“共”字,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跨界协商性和共生性。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在于其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属性,需要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需要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在于其具有主体多元、过程开放、领域广泛等多重特征,需要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部门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跨界协商性在于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系统所能化解,需突破单一系统的局限性,用跨界的思路、跨界的方法协商对话、协同共治;社会治理的共生性在于其整个过程及其系统具有共生共在的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荣辱与共,兴衰一体,使得围绕社会治理,最终必然达成多元主体之间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度协商、合作与融合。

第三,进一步完善了“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制,并提出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任务。《报告》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五位一体”思路,并明确将其规定为“社会治理体制”。与党的十八大报告相比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重心从党政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转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共“治”职能。《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要求,强调的是要及时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重要原则、规则和规律加以制度化乃至法制化,避免人治并逐渐走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第四,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的要求。《报告》明确要求,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一要求概括为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的要求,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提法。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与前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格局相呼应,强调依靠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如上所述,强调避免社会治理的人治而走向法治;智能化突出强调社会治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步特别是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依靠科技实现社会治理;专业化则强调的是要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培养专业人才,打造专业队伍,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艺术实现社会治理。

第五,部署了至少七个方面的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任务。认真研读《报告》会发现,围绕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社会治理创新,《报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更加系统的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任务,其中至少包括如下七个方面:⑴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⑵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⑶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⑷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⑸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⑹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第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相适应,提出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目标。从更为长远的战略定位上,《报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目标。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总之,从以上六个方面看,《报告》对社会治理的论述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构建了一个包括指导思想、基本格局、体制制度、发展水平、七个方面具体的机制任务,以及战略目标在内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来看,《报告》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进一步就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做了多处阐发,寄托了党中央对社会组织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再立新功的殷切希望。《报告》中前后五次提到社会组织且涉及领域更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纵观整个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时,强调了社会组织协商的作用;在阐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环境治理体系时,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阐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时,强调了社会组织党组织的作用和在社会组织发展党员;在阐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时,强调了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时,强调了志愿服务制度化的作用等。

总的来看,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覆盖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可以说,在教育、卫生、医疗、科技、环保、公益慈善、精准扶贫等领域积极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在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写入报告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将社会组织纳入协商渠道之一。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放在了“稳步推进基层协商”一节。民政部也多次召开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专题研讨会。

过去的实践充分证明,发挥多层面的协商民主,可以化解矛盾、凝聚共识、聚力攻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迫切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把握不同形式之间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起来,化解改革发展中的矛盾,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有生力量。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的途径之一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让人惊喜,也让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更为可期。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尤其需要激发自身活力,注重建立和建设一支职业化、专业性的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借助专业性力量开展实用性强、较为系统的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培养社区工作领导人才和骨干力量。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到2035年时,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广泛且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

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要积极引导以公益慈善类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立足自身实际、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各项建设事业,为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增砖添瓦、给力鼓劲。

三、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

《报告》划时代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在新时代,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理论。

第一,党的领导理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理论最大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出过指示,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确定了这“四化”,“四化”体现着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和要求。

第二,政府负责理论。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将迎来推进政府改革的新一轮契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负责作用将进一步清晰和明确。由于我国目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和精神有待提升,政府依然肩负重要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主体责任、组织、保障和推进责任。政府在资源配置以及政策倡导方面的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社会公众期待和参与的重要保障。根据党的十九大目标,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三,社会协同理论。社会治理过程中,各行动主体之间如果形成紧密配合的协作关系与相互支持的合作行动,将会健康有效、可持续地推动社会治理朝着更为满意的方向去发展。我国当前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缺乏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的表现。在社会矛盾的突出点上,在社会资源稀缺的领域,在人民群众满意度不高的方面,迫切需要各方主体在精神政策指导下着力实践。

第四,公众参与理论。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正是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指明方向。我国社会地区差异化等特点决定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不同程度、能力和水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中心在于公众参与。在引导和鼓励公众参与方面, 我国丰富的地方实践能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提供更多的经验案例。

第五,法治保障理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法律的出台实施,全面依法治国进入了新时代,法治保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社会治理中遇到的新型问题和困难又不断需要法制化保障。法治保障与社会治理之间将会形成更为丰富的互动实践,相互促进,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3期  作者:王名   董俊林  时间:2018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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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杭州政府治理创新实践与思考

 

 

如果说,中国40年的改革历程铺展开来就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那么杭州富有特色和成效的生动实践,无疑是其中最吸引人驻足观赏的重要图景之一。在当代中国,“最忆是杭州”,忆的已不仅是山水形胜、城湖合璧的秀美风景,更是繁荣富足、精致和谐的品质生活。

当然,在这幅发展图景的勾勒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着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其治理理念和改革实践深刻形塑了整座城市的治理体系,继而涵养出了杭州独特的城市气质和良善的社会生态。改革创新是一切组织体系的活力之源,政府治理体系也不例外。围绕政府治理这一议题,回顾、梳理和思考杭州过去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既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是推进杭州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杭州政府治理创新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4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是相对于计划经济年代而言的,它构成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当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城市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发展机遇而演化出不同的历史分期,并逐渐形成关于政府改革创新的不同实践模式和地方经验。基于此,通过回溯杭州40年的政府治理改革进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

(一)走出“政社合一”体制的摸索徘徊期(1978年—1991年)

“政社合一”的计划经济年代,基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以及单位制的影响,社会和市场力量普遍被禁锢于封闭性和同质化的政治体制之中,长期缺乏生存和发育的合法性空间。而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就是对这种体制反思和超越的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和其它许多城市一样,杭州虽已萌生走出计划体制窠臼的种种迹象,但总体而言,企业、集体等单位办“社会”仍是当时社会建设的主流。在城市,最为典型的是每个企业还基本是一个“大包大揽”的小社会,提供职工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休等“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社会福利,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被体制化的“单位人”。在大多数农村,虽然1983年以后已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农村公共物品及农民的各种福利保障等社会事业基本上仍由集体供给,其本质上还是一种集体办社会体制”。在这一历史时期,农民城乡间的流动被视为“盲流”,社会和市场力量并未被有效释放和激发出来,政府治理模式还徘徊于“政社合一”旧有体制的出口,单向垂直化的指令性管理还是构成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加快适应市场化改革的积极试点期(1992年—2001年)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社会思想加快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随之逐步确立。也就在这一年,杭州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开展了政府机构改革试点,为企业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例如,成立杭州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选择市纺织化纤工业公司实行由行政性公司转向经济实体的试点;成立杭州市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开展企业股份制试点;等等。此后,杭州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相关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事业逐渐步入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阶段,教育产业化、公共事业市场化、劳动保障市场化、医疗卫生产业化趋势日趋明显。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铁饭碗”“大锅饭”被打破,“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不断加速。在此背景下,“社区”逐渐成了承载城市人群生活的主要空间,并面临着诸多城市管理新问题。由此,杭州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工作,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2000年8月,杭州成立“杭州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建设协调小组”,并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杭州市城市社区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01-2005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初稿,成为指导杭州社区工作的基础性和纲领性文件。

随着体制外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加强政民之间的沟通和互信越来越成为政府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杭州市政府积极拓宽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依托制度和技术等手段鼓励市民参与公共治理。例如,1999年6月,杭州在国内首创“12345”市长公开电话,“12345,有事找政府”的服务口号家喻户晓;2000年,杭州创建“满意不满意”市民评议政府工作机制,为构建政府工作绩效综合考评体系奠定了基础;2000年6月,杭州市成立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并在政府网站开设“建言献策”栏目,向市民广开言路。这一时期杭州的政府治理工作虽存在不少摸索的成分,但加快适应市场化改革的立场和方向已然十分明确

(三)精心打造“杭州经验”的锐意进取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是杭州政府治理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杭州西湖向游客免费开放,实现了“还湖于民”的目标;杭州市政府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办实事项目方案,从此该项工作成为市政府的“常规动作”;建立“党政机关服务态度和效能投诉中心”,开设“9666”效能监督和投诉电话。同时,也是在这一年,杭州在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新人文精神,为杭州坚定城市治理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003年后,在中央工作精神和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的指引之下,杭州立足地方实际开展政府治理创新实践,打造了一系列富有杭州特色的城市治理品牌:和谐创业(2004)、开放式决策(2007)、民主促民生战略(2007)、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2007)、社会复合主体(2008)、“两家两中心”(2009)、“公述民评”电视问政(2013)、“城市数据大脑”(2016)、基层治理“四个平台”(2017),等等。当然,这些工作品牌的打造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前后承继、互动融合的关系。例如,2009年,为深入实施“民主民生”战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杭州开展了建设“两家两中心”的工作部署,以更好地解决“办事难”问题;2017年,杭州以“城市大脑”为依托,大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四个平台”建设的深度融合。

 

可以说,这一时期杭州在政府治理创新方面呈现出锐意进取的发展态势,并在激烈的城市竞争格局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荣誉。例如,2004年入选中国十大协调发展城市(榜首),2004-2008年入选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2012年、2015年,杭州先后两次荣登“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之“15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排行榜榜首;2017年,杭州成为全国唯一连续十一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城市。

杭州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特色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在政府治理方面存在着一个由被动适应向自觉创新、由摸索徘徊向坚定自信逐渐转化的过程,并重点从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开展自我约束式的内向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完善法制、强化监督等方式防止政府错位、缺位和越位,努力打造一个法治、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加强力量整合式的外向关联,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技术融合等多种手段,形成一种多方合作、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要归纳其特色,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注重培育和发扬“共同体”精神

在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杭州十分注重深入百姓日常,坚持民生为先,通过议题设置、平台搭建和民主协商等制度化流程,将多方利益主体有序纳入复合型的治理体系之中,从而激发广大市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促进共建共治共享。这突出体现在通过优化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和传播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强其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议事功能。例如,开办《我们圆桌会》电视节目,邀请专家、部门、媒体、市民代表走进演播室围绕圆桌就某一民生话题进行共同探讨,从而“培育和巩固我们大家都应具有的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社会意识”。

(二)注重治理理念和机制的有机更新

坚持一张蓝图画到底,梯次推进,久久为功,是杭州历届党委政府在政府治理和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这有效促进了杭州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城市面貌的精致化、城市品牌的精品化。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杭州秉承和弘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坚持将“共建共治共享”等发展理念充分融入到城市创新发展的每一领域、每个细节之中,凝聚民心民智,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从而在群星闪耀的中国城市发展图景中大放异彩,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品质之城。

(三)注重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

顺应时代潮流,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城市融合发展,从而不断提高杭州城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也是杭州政府治理的突出特点。早在2004年,杭州就专门召开全市电子政务应用推进大会,加快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建设。近年来,杭州更加重视提升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能力,并将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纳入《“智慧杭州”建设总体规划》,积极建构多方参与、联动协作、便捷高效的社会服务管理机制。

特别是2016年以来,为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杭州以便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为两大着力,通过“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此,2017年11月杭州还成立了数据资源管理局,按照“无条件集中、有条件使用”的原则,打破信息壁垒,保障信息安全,强力推进政府治理效能。

杭州政府治理创新的经验与反思

杭州40年的改革创新将“美丽天城”推向了一个新的文明高度,为地方政府治理及其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杭州经验”。如果归纳而言,我认为以下四点尤其值得关注和传承:一是要立足当地实际,挖掘人文资源,激发创新政府治理的地方性精神力量;二是要坚持民生为先,发扬协商民主,形成“以民主促民生”政府治理机制;三是要注重制度整合,加强法治保障,促进政府治理理念和机制的有机更新;四是要依托信息技术,加强融合创新,增强“互联网+”背景下的治理效能。

 

△《新城风貌》 艾琳 /摄

2016年G20峰会的顺利召开,无疑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杭州经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窗口,而世界为之惊叹。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当前的杭州正处于“后峰会、前亚运”的重大历史机遇期,唯有改革创新、锐意进取,方能勇立潮头、行稳致远。当我们在强调改革创新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其本身所潜藏着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政府治理创新而言,面临着的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健全相应的风险评估机制和试错容错机制,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实践空间。在此,我们不妨期待杭州下一个更加美好的40年!

 

来源:搜狐网站  作者系杭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  时间:201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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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向“基层重心”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城市管理一度实行的是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双重治理结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不是“街道”,而是一个个相对封闭且为国家所有的“单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个人事务,如就业、教育、婚育、医疗、矛盾调解、思想教育均在单位内完成,可以说,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单位而不在属地街道和居委会。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革不仅塑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也深刻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及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机制。原有的“双重治理结构”在三种巨大力量的冲击下逐步瓦解。

  第一是市场化的力量。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解构了“单位”一统天下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单位”。经济独立使得这些“单位”不再承担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而以“社会化”的名义将之让渡给地方政府系统承担,因此个人对国家单位的直接依附性开始降低。

  第二是城市化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原有僵化的户籍制度随之转型变革,大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向城市聚集,人口密度迅速提高,社会管理任务和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单位”已无法再吸纳和化解这些人口和事务,客观上要求本处于从属地位的属地组织(街居)担负更多社会管理责任。

  第三是社会化的力量。国家允许并扶持各类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甚至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帮助其生长壮大,原来被封闭的社会空间逐步打开,公民通过新的载体——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中来,社会治理的主体也由单一的国家(包括政党与政府)扩展为多种社会主体。

  “双重治理结构”的解体客观上要求国家在基层治理层面寻找新的组织化载体和路径,以街道、居委会等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政权正好担负起了这样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地方,加强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开始被提上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议程。为配合这一变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开始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推动城市管理的资源、权力和责任向区政府及其以下层面移动。这个过程其实可以说明,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因应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所采取的一种组织性调整。

  20年来,“单位重心”向“基层重心”的转换一直在持续,“街居制”的职能、责任、规模、人员和财力都在不断扩大,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相比计划经济时代有了重大提升。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并非是完全单一线性的。由于一些制度安排以及横向监督的制度缺失,资源和权力常常处于“收”和“放”的张力中,当强调“活力”时,权力会一定程度上下放给基层,而当强调“规范”时,权力又会通过“条线”进行上收。如此起伏,以保证基层“有权、有人、有力”为目标的治理重心下移并未完全到位,基层政权“小马拉大车”、人才缺乏、组织虚弱涣散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许多大城市的城乡结合地区,甚至出现基层政权超负荷运作、社会脱序以及公共服务资源严重匮乏的现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就不能重走简单扩充基层人员编制和队伍的老路,应该在切实“放权、放人、放资源”的基础上,就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着力谋划、探索和突破。在我看来,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通过重心下移弥补“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特别是自主性治理架构的缺失,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通过重心下移弥补“条块分割”造成的管理缝隙,克服管理“碎片化”倾向,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三是通过重心下移弥补基层共同体的缺失,重塑基层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推动基层公共空间的良性生长和发展。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 容志  时间:2018-08-20

 

 

珠海将分享社会治理创新经验

 

 

“珠海城市管家”向社会开放以来,大受市民欢迎,使用人数已突破十万。图为斗门区数字城管指挥大厅。南方日报记者 关铭荣 摄

 

 

 

工友驿站职工书屋每周二举行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丰富职工生活。

受访者供图

12月18日至20日,由珠海市委政法委、珠海市横琴新区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部分省市社会治理(珠海)年会将在横琴召开。业界专家学者、各城市代表将齐聚珠海共议社会治理之道。

创新“三大平台”建设、启动“城市社会治理基础单元”改革试点、开展社区协商试点推广……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珠海积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率先探索,并逐步总结形成了一批具有引领示范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

近年来,珠海致力于探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区位特点、珠海特色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珠海版,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明显增强。

顶层设计引领重点工程探路

近日,在系统总结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珠海研究制定了《关于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省前列行动方案》,全面统筹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珠海和法治珠海建设。“力争到2020年把珠海建设成为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珠海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中,珠海完善了“三大平台”建设,积极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参谋部”、民情观察员“联络部”、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基地“丰产田”的作用,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服务,成为一大亮点。同时,组织开展了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培育行动和成长计划,打造出一批覆盖全市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且能代表社会治理发展方向的本土社会治理项目和品牌。

横琴新区开发的“物业城市”APP,用六大板块打造了一个市民、志愿者、专业公司、商家、执法者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生态圈”,为城市管理智能化探索出一条新路。这是珠海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珠海还在全省率先建立“打非云平台”,运用大数据手段实现非法集资活动的提前预警、精准预防;率先在全国以镇街为单位发布“平安指数”,并成功打造平安指数2.0版;建设成全省首个构建省、市、县、镇、村五级互联互通“综治视联网”的城市。

重心向基层下移多方协同参与

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珠海一直以来重视推动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香洲区的35个社区,珠海开展了社区协商试点和推广工作。围绕居民公共场地使用、社区公共设施改造等具体事项,通过推行议事代表选举、规范议事程序和完善监督机制等创新举措,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这有效提高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初步形成具有珠海特色的社区协商模式。”上述负责人介绍,该做法还荣获了2017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

不久前启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基础单元”改革试点,通过合理划分治理单元,缩小治理和服务半径,推动了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有助于提升居民自治和互助服务水平。“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达到人人共享、人人参与的效果。”珠海市委政法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珠海积极引导和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各方协同共治。据统计,截至2018年9月,珠海常住人口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3.61家,在全国全省处于领先水平。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长效机制、建设服务阵地、培育优质项目等方式,珠海正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朝阵地化、专业化、社会化、常态化方向发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珠海将继续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率先探索,努力把珠海建设成为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提供“珠海经验”,贡献珠海力量。

■一线走访

案例1

“珠海城市管家”微信号:

打造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

家住斗门区井岸镇的小李最近发现小区附近巷道垃圾桶过少、随地扔垃圾现象增多,实在影响到自己的起居生活。于是她用手机拍下这一幕,随后上传至“珠海城市管家”微信号,如实反映相关情况。

令她惊喜的是,不到1个小时,便有专人来到现场进行清洁;第二天,现场还增加了不少崭新的垃圾桶。

投诉建议仅是“珠海城市管家”平台众多功能中的其中一项。2014年投用至今,该平台已逐步实现“投诉建议”“信息查询”“网上预订”三大功能集于一身的便民平台。

“未来,该平台还将进一步拓展信息化平台功能,利用数据创新,提高服务质量。”珠海数字城管相关负责人称。

便民“超市”实行一站式服务

出行、看病、上学、运动……如今只要进入“珠海城市管家”微信号,便能找到有关市内衣食住行的所有信息,方便省时。

平台运营方珠海数字城管把珠海各个区域、各条镇(街)上涵盖衣食住行的各种最新信息收集起来,并分门别类及时更新,更方便地服务市民。

“相较于网络上各类商业化、市场化的细分行业平台,‘珠海城市管家’的优化升级将便民服务纳入了政府信息化服务之中。”上述负责人介绍,“珠海城市管家”依托珠海数字城管大数据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全面加强对社会各类基础信息实施实时采集、动态录入和充分利用,有效提高了政府对社会和市民的公共服务水平。

如今,除“投诉建议”“信息查询”、“网上预订”这三大功能外,“珠海城市管家”微信号还会定期推送和公布珠海城市治理情况的相关内容,解答市民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着力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激发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热情

作为政府类掌上大数据便民服务平台,“珠海城市管家”自前年向社会开放以来,便大受市民欢迎热捧。截至目前,使用人数已突破十万。

在网格化、信息化和精细化的运行模式下,“珠海城市管家”实现案件“快审快办”,市民通过平台反映的问题,基本1小时内便能得到解决。

“在对市民的回访工作中,大部分市民对问题处理结果较为满意,经数字城管综合评价系统数据显示,市民对案件的处理满意度从2015年至2017年连续三年为98%。”珠海数字城管相关负责人称。

“珠海城市管家”大大激发了市民通过信息化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据统计,2017年全年,平台共接受举报案件1.5万宗,占全部受理案件的3.9%,按时结案率为85.6%。

“珠海城市管家”的示范效应下,珠海越来越多优质的大数据服务平台被陆续搭建投用,大大提升市民幸福感、获得感。

■专家点评

“珠海城市管家”体现了在“互联网+政务服务”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动性的转变,使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向互相融通的“网状管理”、由“延时管理”向“顺时管理”、由“单向政府管理”向“公共参与治理”的转变。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沟通,使政府治理发生了由被动行政管理到政府能动治理的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副教授袭亮

案例2

珠海市总工会工友驿站:

“三工”联动

全力满足职工需求

“感谢珠海工会,真正为工友们服务的有爱工会。”“很开心来工会当义工,在这里虽然有时候很忙,但每一天都很充实快乐!”在位于香洲区康宁路113号的工友驿站内的一面墙上,满满贴着来此参加活动的职工、居民的留言。

工友驿站是珠海市总工会秉承“一切为了职工”的宗旨,在服务阵地、时间、方式等方面大胆尝试,创新建立的服务职工群众的便民窗口,并采取“工会+社工+义工”的“三工”联动运营模式,由工会购买社工服务、招募义工开展活动,力求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的作用。

2014年5月首个工友驿站——新加坡花园站设立以来,4年多来,珠海市总工会在职工密集居住区与工业园区共设立了8家工友驿站,为职工提供心理疏导、志愿服务、工伤探视、语言培训等诸多服务。

全年全天候多功能开放

走进康宁路的工友驿站,紧挨门边的服务台靠着一块展板,上面罗列着一周七天工友驿站为职工们安排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安排在职工的休息时间。

区别于传统工会的开放时间,工友驿站每天9时至12时、14时至21时为职工免费开放,“职工上班我上班,职工下班我在岗”,为职工提供8小时工作时间外的休闲场所。

“通过报名,周一到周五下班后职工可以到驿站的多功能区参与活动;周六、周日时间比较长,一般会分时间段安排多场工友生活课堂。”珠海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黎垣滨介绍,“工友驿站的职工书屋免费开放,可作为职工、群众休闲歇息的场所。”

目前,职工书屋设有电子阅览区,上架图书3000余册,供职工及居民免费取阅,另设有资料赠阅区,赠阅与工会、法律知识相关的资料。

除了用于举办活动的多功能区和职工书屋,工友驿站还设有法律咨询室、茶歇室、心理咨询室等。“这里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黎垣滨说。

及时答疑解惑实现精准服务

每周日上午,珠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会在工友驿站轮值,已成为常态的新型工作机制,通过接待来自基层工会的干部和一线职工,了解职工需求,倾听基层声音,及时答疑解惑,实现精准服务。

工友驿站的单身职工联谊活动,已成为珠海市总工会的品牌服务项目,每个月定期开展不同形式、主题的联谊活动。“2017年12月举办的50对职工集体婚礼里面,就有通过驿站联谊活动相识相恋的。”珠海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办公室主任宋海明说。

职工们踊跃参与的工友生活课堂,也是工友驿站根据职工需求精心打造的项目,截至2018年4月,共举办540场活动,服务职工1.6万余人。“我们通过调查表搜集职工意向,再根据每次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调整项目。今年就增设了职工们感兴趣的非洲手鼓、手冲咖啡、围棋培训和营养讲座。”黎垣滨说,“每周三的心理沙龙,也是挑选心理咨询中反映普遍的问题进行讲解。”

今年7月,针对异地务工人员关心的留守儿童问题,珠海市总工会举办了“七彩童年·快乐陪伴”留守儿童夏令营,7天内为90名“小候鸟”开设了安全自护教育、儿童心理健康讲座、科技体验、趣味课堂等系列课程,并邀请心理专家对亲子关系进行专业辅导。

■专家点评

珠海市总工会工友驿站:

每一位职工除了工作时间在单位之外,其余的时间大都生活在社区中,对职工工作时间之外的需求提供服务就不是一个单位的工会所能提供的。“工友驿站”的建立正是弥补这一服务需求单位工会无法提供的空白。这一做法,延伸和做实了工会联络服务职工的基本功能,并充分发挥党员在为“工友”服务中的作用,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值得复制和推广。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教授,南方社会建设研究院院长肖杰

案例3

龙塘村参与式社区工作:

村民携手共筑“爱巢”

人情味又回来了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一阵激烈的争论声划破龙塘村的宁静。争论声来自一座造型别致的小院,11名村民与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的驻村社工正在讨论村里即将举办的活动。

2015年8月,金湾区委政法委员会与“绿耕”达成合作,购买其参与式社区建设项目。“绿耕”正式驻村后,在龙塘村村民的参与下,他们选取了一栋原始民居和一座废弃粮仓,分别改造成“众爱厨房”(社区厨房)和社区活动室,筑起村民自己的“爱巢”。

“参与式社区建设,就是动员村民参与公共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文化认同,实现社区互助、社区自治。”龙塘村参与式社区项目负责人陈曦介绍说,“‘众爱厨房’和社区活动室在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征求村民的同意,村民们在参与中获得了集体认同感。”

从不打交道到聚餐、喝茶、拉家常

2015年来到龙塘村的湖南人杨莲,刚到这里时总是闷在家里带孩子,闲下来不是看手机就是睡觉。“不打招呼、不吭声、不打交道”,杨莲谈起当时跟邻居的关系时连用了三个“不”,这种情况自“绿耕”社工驻村之后开始改变。

“绿耕”社工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入户家访”“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与村民建立了长期信任关系。杨莲慢慢融入这片社区,并成长为社区建设骨干,先后主持了三八妇女节、元旦晚会等活动。她说:“现在跟周围邻居关系好得很,在街上碰见了能聊一两个小时。”

不仅外地人融入了村集体,本地居民的关系也通过举办活动变得更融洽。在“众爱厨房”里,每月都会举办一次长者生日会。长者生日会并不只有社区老人和社工参与,村里的小朋友们也常常主动参与进来。

茶话会、妇女小组活动、青少年活动、社区晚会、周末KTV、周末电影……社工徐文法介绍说,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很多,每周至少一次。“很多阿公、阿婆都跟我说,现在感觉人情味又回来了。”徐文法感叹道,通过这些丰富的文化生活,既让他们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了解村民的意愿,也培养了村民的参与意识。

村民参与社区建设重构集体认同

“众爱厨房”和粮仓的改造工程均由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肖旻的团队负责。在改造的过程中,肖旻团队和社工一起,通过实地勘察、入户探访、社区茶话会等方式,征集村民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的想象与期待,并不断讨论修改。村民们也积极响应,为“众爱厨房”免费提供了书架、书籍和厨具,还贡献出一批老物件布置在“粮仓”里。

“在对老建筑修复的过程中,成功促进了社区中本地人、代耕农与外地人的互相认识和互相帮助,进而唤起村民的集体记忆与社区认同。”陈曦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式社区建设也初见成效。

今年上半年,龙塘村出现用水紧张的问题,村民们开始自发组织讨论,共同商议解决办法。通过讨论,村小组制定了水库增容、工业农业分流用水、村民分时用水等方案并付诸实施,最终在村民们齐心合力的努力下,用水问题得以解决。

通过“绿耕”的参与式社区建设,龙塘村的社区氛围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从疏离到关心、从淡漠到热情、从陌生到熟悉,龙塘村日益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社区。在记者离开时,村里的微信群又热闹起来,“村民们在商量着对广场也进行改造,把停车区和孩子们的活动区分开。”社工徐文法介绍说。

■专家点评

龙塘村参与式社区工作:

红星众爱文化活动中心的打造,构思巧妙,用意深刻,过程精细,富有实效,并具有难得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营造的理念实践案例。它以“食”为介入焦点,通过参与式设计,挖掘村落资产和社区达人,共同打造社区居民公共空间,活化了即将逝去的社区生活体验和文化记忆,培养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议事能力,可谓是农村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探索出的一个适于推广的、多元共治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钱正荣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梁涵 何丽苑 见习记者 郑慧梓 王韶江 钱文攀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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