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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访 谈

  发表日期:2018年10月9日   出处:信息部        【编辑录入:ayrj

是否有足够的远见是对企业家最大的考验

——专访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圆头渥发、笑口常开、双手展开”是众多“80后”对于旺仔的印象,而对于“旺仔之父”—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这也是他给人的第一眼印象。他总是很谦逊的跟身边“旺粉”说,“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感谢你们让旺旺成为儿时的味道。”“有很多事情,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点运气和缘分的。”

  的确,蔡衍明从一开始缘结大陆,开拓“米果帝国”版图;再到缘识媒体,投身传媒业;到如今缘系中国大陆,两岸和港澳联手开启移动互联网新时代。他用商人特有的敏锐触觉告诉我们,“缘”只是他开启未来商业之门钥匙,而未来商业路上,两岸的相互了解、交流、合作才是引领世界的中国之路。

  为了传递两岸和平信息,增进两岸相互了解的理念,促进两岸媒体的交流,近日,旺旺中时传媒集团旗下《旺报》,在台湾乌来云仙乐园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征文奖颁奖典礼。《南风窗》也借此机会专访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先生。

    缘起中国

  《南风窗》: 旺旺的前身—宜兰食品原来是做罐头代加工的,您刚接手就将其战略转型成做日本米果生意,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您看到了米果的市场?

  蔡衍明:在当初台湾市场上已有不少罐头品牌,宜兰食品制作罐头算是后进者,本来就比较吃亏,当时看到进口的米果售价很高,公司团队就在米果身上看到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盛产稻米,这意味着原材料价格不会波动太大,也不用依赖从国外进口原料,生产米果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争取到与日本前三大米果公司岩冢制果的合作机会,这缘分说起来还跟我们中国有关系。当时我才24岁,岩冢制果老板已经66岁了,大我42岁。虽然我俩年龄相差那么多,但他最终还是跟我合作。他说,这就是缘分。因为他当初服兵役的时候,初到军队就被派到中国大陆参加长沙会战,并被抓。当时的他以为自己不再有机会活着回日本,可结果却被送回了日本,他至此觉得自己欠中国人一份情。

  这个“缘”字,也是旺旺多年来一直所说的经营理念之一。

  《南风窗》: 旺旺在大陆建厂初期,改革开放红利政策主要倾向于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而您却选择了与广东相邻的湖南,这是出于什么战略上的考虑吗?

  蔡衍明:旺旺决定进军湖南有三个主要原因:一,在沿海省份投资,旺旺不一定突出,在湖南受到的重视较多,所以决定哪边热情就往哪边去;二,较低的生产成本可取得更大效应;三,旺旺很早就确定内需市场的发展策略。

  原本确实先考察了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根本就没有想到湖南,因为沿海地带离港口近且交通方便,用水又充足,考察后买了40亩的土地,准备建厂。后来湖南华湘进出口集团听说我们要来大陆建厂,就主动联系我们。在他们的诚意打动下,公司派人前往湖南了解当地情况。第一次到望城,就想到“旺财”,那时觉得“旺旺旺”感觉挺好的,也是一种缘分。虽然湖南望城当时条件比不上珠三角地区城市,但当时的地区领导非常重视双方的合作,有办实事的精神,所以决定把之前的土地转让出去,正式成立在大陆的第一家企业“湖南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重拾对产品和品质的信心

  《南风窗》: 从1992年到现在,旺旺的市场遍布整个中国大陆,产品类型也更加多元化了。但近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生活和食品安全,很多碳酸饮料、油炸食品等出现市场饱和并下滑状态,很多人称像旺旺、康师傅这样的品牌遇到了中年危机,对此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市场现状?对于旺旺来说,又有什么创新方法对待未来食品产业和市场的健康安全?

  蔡衍明:健康饮食的概念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大陆市场也是如此,质量控管是旺旺最重视的一环,食品安全永远都是不能妥协的要求。2009年初,欧盟食品安全总署曾派科学家到中国,要求检测中国的农产品,并了解食品加工状况。中国政府为了让欧盟了解中国食品业的水平,就安排具有代表性的食品厂来接待这些科学家,谷类食品企业就选中了旺旺。

  说起食品,其实以中国的食品法规,如果严格执行到每个小厂,食品安全完全没有问题。因而,中国要对自己的产品和品质有信心。现在国内,很多人对自己的食品没有信心,看到写日语的、英文的食品就拼命买,你有没有去看过他们的厂?那些厂很多与我们国内的厂根本不能比,我们的厂比他们大很多,完善很多,而你却还要拼命去买他们的食品,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所以,国家只要落实好食品安全的法规,把一些仿冒品(假货)解决好,规范好小的食品厂,中国的食品就一定是世界最安全的。

  日本人也曾说过,其实中国的食品质量很好,如果单纯以量比来衡量,中国食品出现安全问题的几率是很低的,甚至比美国还低。现在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关注度非常高,稍微出一点问题,就会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去表达。这要求国人更要对自己的市场和产品有信心。

  在全球“健康减重”风潮下,许多消费者开始质疑油炸薯片和薯条等产品,然而许多种类的米果在制作过程中并不需要油炸,用烘焙的方式快速膨胀起来,可说是大米加工的制作优势,也让旺旺比其他休闲食品厂商抢得更关键的成长位置。也许有一些人会质疑说,旺旺步入了“中老年”,面临“中老年危机”,那请问是谁在跟旺旺竞争?根本就没有。

  在有了安全和健康的概念后,还需要创新来开拓新的市场和商机。1998年,旺旺开始推出“婴儿米果”,就是以精米磨到最细,烘焙给幼儿吃的米果。由于健康不油腻且营养成分丰富,加上容易消化,在日本很风行。这项产品最初在欧美推出时,一般市场还不了解其优点,但随着后续的推广,“婴儿米果”已成为许多西方父母的选择了。

  我敢说,旺旺的产品种类应该是全国最多的,你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我欢迎你们到上海总部去参观,我一样一样解释给你听。此外,我们也开始尝试通过互联网进行推广营销。大陆互联网发展那么厉害,特别是网络支付上,现在全世界想学都学不来,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机遇,在网络上推销旺旺的产品。

  《南风窗》: 台湾从最基本的代工业起家,但最后诞生了很多的电子消费品、食品的品牌,享誉世界。旺旺是台湾最好的品牌经营者之一。您对大陆企业建立品牌有什么建议?

  蔡衍明: 品牌代表着口碑,更代表一种信任;建立品牌很难,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要毁掉一个品牌却很快,只要产品把关不够严谨,出了问题,好不容易建立的品牌就可能毁于一旦。所以品牌的背后一定是绝不松懈的品质管理。在食品业来说,支撑品牌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管控,只有这样,品牌的建立才能可长可久。

  大陆企业要成为全球企业,一定要走品牌之路。但并不是说要学习或仿效西方企业的做法,大陆企业绝对有办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其实现在大陆就有不少全球性的品牌,持续做大做强,同时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中国品牌的光泽,就会被越擦越亮。

  是否有足够的远见是对企业家最大的考验

  《南风窗》: 2015 年,您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两岸四地互联网发展分论坛上的演讲中,有用到小虾也可以斗大鲸鱼来描述互联网时代,还提倡用互联网串起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的声音,就可以让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想法和立场,更容易、也更快被全世界认知。对于互联网思维或模式,您是如何看?

  蔡衍明:互联网思维有三个特点,包括实时性、成本低和个性化,尤其在几乎人手一个智能型手机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无法离身,经营任何产业或事业都要想到这个趋势。

  大陆市场广大,而且根本不知道市场的边界在哪,这样的市场特性正是互联网大展身手的最佳舞台。这几年我们看到电商窜起,也看到打车软件和叫餐平台相当火热,这些都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在互联网持续发展下,通讯和物流业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同时我们的产品透过互联网的推广和宣传,也能更深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南风窗》: 在大陆,现在非常流行跨界(如 :专业演员跨界去唱歌,歌星跨界当笑星演小品),但我们知道,您早在 2008 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您的商业跨界发展之路。从一开始的跨界做传媒,到今年 1 月,与游族网络合作,开启 IP 跨界新世代。是什么促使您果断地踏上跨界之路?是看到了机遇?还是在实业这条市场道路上遇到了困难,转而走向其他方向发展?

  蔡衍明:跨界经营,有时候是出于自己对事情的一些想法,因此想做些不同领域的事业。刚到大陆的时候,这个看了可以赚钱,那个看了也可以赚钱,导致跨界跨太多了,结果不专,反而不一定能够让你赚钱。如1999年的时候做房地产,那时候觉得很赚钱,因为我们公司现金流非常充足,但我自己感兴趣的是食品,在房地产上并没用心。所以,有时跨界也不一定是对的,要找到对的领域,对的人去经营,否则不会成功。

  但,跨界做媒体就不一样。我很早就到大陆做生意,所以非常了解两岸正确信息的重要性,因而进军媒体,这就是想发挥自己。我认为,两岸新闻很多,媒体应该做到好事和坏事都报道,但是一定要客观呈现,不应该带有偏见。媒体要研究怎样才能促进两岸交流,只有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这是我跨界经营媒体的初衷。在《中国时报》60周年的时候我曾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报纸,那时只看电视。现在不行了,每天3点起来看,在手机、APP上看,一般办报的人都是晚上不睡觉,看完了才睡。我虽然不是办报的人,但现在看报也成了自己的责任。

  如果谈到在大陆跨界经营医院,这就要把时间拉回2001年,当时大陆准备开放外资经营医院,得知相关消息后,马上筹划医疗项目的投资,当时的想法是,旺旺在大陆的第一间工厂在湖南建,除非在湖南找不到地,否则旺旺的第一家医院,一定要建在湖南,以回馈相亲,造福社会。这是我跨界经营医院的初衷。

  《南风窗》: 您是台湾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你认为要提振经济,应该如何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蔡衍明 :谈到企业家的作用,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创新的精神,二是长远的眼光。创新,其实就是能预见未来趋势,提前做出因应和转型,是掌握市场变化最重要的精神,也是旺旺不断研发新产品的动力来源。

  而长远的眼光代表的是对市场和商机的精准预判。市场是变化万千的,消费者的口味也是不断在改变,对商机的判断就显得格外重要,是否有足够的远见去掌握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趋势,这是对企业家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企业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大陆仍是最理想投资地

  《南风窗》: 作为地道的台湾商人,面对这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营商环境,您当初在大陆是如何将市场打开?在大陆营商的这些年,您对于大陆的营商环境,以及整个大陆的市场变化有什么感受?

  蔡衍明:当初会决定进入大陆市场,理由其实很单纯,就是认同大陆市场,同时我也深信大陆市场未来潜力巨大。而且世界各国也逐渐认同大陆市场,纷纷进场抢食这块大饼,因此大陆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像最近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就吸引29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出席,全世界110个国家的各界人士与会,这就充分说明了各国也认同大陆市场,并且支持中国政府向外推动基础建设和海外投资的大战略。

  我曾经多次强调,我们的时代,迎接了五千年来中国市场第一次开放,大家要好好把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大陆市场不仅已经存在,而且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边界在哪。

未来,旺旺集团会继续秉持“确实认识自己、切实反思自己、随时提醒自己、笃实把握自己、绝对发挥自己”的精神,持续开拓市场,提供更健康美味的产品,造福更多消费者。

  《南风窗》: 现在,有人认为大陆实体经济的成本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有一些企业家开始把工厂建在了东南亚,甚至美国。您认为,大陆还是世界上理想的投资地吗?

  蔡衍明:我认为大陆市场绝对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地,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陆市场规模和人口数都是全球最大,13亿多的人口,代表的是无限大的需求,而有需求就有市场;此外,大陆的中产阶层持续地快速增长,我看到有统计数据说,到 2022年,大陆中产阶层将达到5.5亿人,而所有美国人口也才3亿多人,这背后是什么?那就是强劲的消费力。

  第二是发展的速度。近几年来,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有所下降,现在每年经济增速大约在6.5%左右,但我们要了解两件事,一是大陆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20多年,整个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庞大,如此还能维持在6.5%左右的增速,这本身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其次,6.5%的经济增速,放眼全世界也是表现亮眼的,何况大陆市场之大,6.5%依旧是非常可观。

  《南风窗》: 在旺旺,我们看得最多的是缘、自信和大团结这三个词,这也代表着旺旺的精神和理念。对于未来,您又会用哪三个词去展望呢?

  蔡衍明:“ 缘、自信和大团结”是旺旺集团最重要的经营理念,也是我多年来对公司和员工最深切的期盼。不断累积五毛和一块钱的利润,才成就了今天的旺旺集团。大家有缘相聚,团结旺旺,一起拥有美好的人生和事业,则是我衷心的祝福。

  展望未来,要选三个词的话,就是台湾旺、大陆旺、两岸一起旺旺。我是台湾出生长大的,当然深爱台湾,旺旺在大陆深耕发展,我深信两岸中国人只要携手打拼,一定能创造更辉煌的成就,让世界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所以我才会说,希望大陆旺、台湾旺、两岸一起旺旺。

 

 来源:南风窗  作者:本刊记者 钟璐珊  日期: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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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的自我重启

 

 

 

39日,董卿在北京。摄影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音乐响起,舞台后方的一扇门缓缓打开,董卿站在那扇门的后面,抬头微笑,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董卿走向了舞台中央。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初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这段话是《朗读者》节目第一期以“遇见”为主题的节目开场语。董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李云迪在一旁为她钢琴伴奏。这是《朗读者》音乐总监姚谦的创意。在他看来,董卿说话自带情感旋律,最不干扰她又能最好地支撑她的就只有钢琴了。

《朗读者》舞台上的董卿和春晚舞台上的董卿不太一样。她不再身穿华服,也不再把发髻高高竖起,她穿着一身浅粉色套装,搭配白色的丝质围巾。她所讲的那些话也不再是导演给她的主持人文稿,她开始讲她心里的话。这一次,她的身份是主持人兼制作人。

2005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至今,董卿已经连续主持了12届春晚。而对于她本人,人们似乎并不了解。2017年,随着《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两档综艺的陆续热播,主持人董卿也随之走红。在“央视一姐”的头衔之外,她又被赋予了“才女”“女神”和“央视网红主持人”等新的标签。

“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董卿啊。”很多人开始感叹,从事主持行业2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5年,站上春晚舞台12年之后,董卿开始被大众二次发现和认识。

“高而不冷”

采访地点在央视老台附近的一家茶楼,那天上午,董卿刚审了一遍即将播出的一期 《朗读者》节目,下午她要见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商量朗读亭(《朗读者》节目的线下活动,为普通人提供的朗读设备)即将进驻清华的事情。“朗读亭摆在哪里,要拍些什么,拍到的内容节目怎么用等。”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外套,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头发被她用墨镜拨到了脑后,没有化妆,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前一天晚上,她还在为接下来要参加节目录制的嘉宾人选发愁,还有五期节目要录,她和团队需要从几百个人中最终选出30人。“可能初选就选出两百个人,然后再精选出60人。60人的名单不是我们想要的都能来,再从60个里面选,可能最终契合我们的40个人。”董卿说,最后一期可能会有更多的返场嘉宾,他们正在策划和沟通。

做了制作人后,董卿坦言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她有一个习惯,手机从不带进卧室,她的卧室里没有电子产品,只有纸质书籍。可最近这个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她需要通过手机和很多人保持联系,独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这让她有点苦恼。

《朗读者》节目所有嘉宾的朗读文本都需要董卿一一过目,工作人员通常会把文稿打印出来拿给她,她说自己看稿子没法看电子版的,那样的话她一个字也记不住。她必须得看到白纸黑字,在上面写写画画,那样让她觉得踏实。这是她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做主持人时就养成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以我的价值观来说,这也许是你一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对了,忍不住要告诉你,丹麦有一个三万人的小城市,它每年有六十个作家节,你可以带着小组去拍点东西。那里的酒吧都在读,到处是听的人,就像看歌剧,看电影。他们生活里有一顿饭,是耳朵的饭。”作家毕飞宇在《朗读者》播出后给董卿发来短信。

这样的赞美董卿最近收到了很多。而在节目策划阶段,对于《朗读者》,除了支持,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个东西太有文化了,太高冷了。”前期开策会时,有人这样说。“我们要对观众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董卿随即回了这句。《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刘欣对这个场景记忆深刻。“你跟所有人妥协,你得到的东西绝对不是你想要的,必须是在最有压力的时候咬紧牙关,出来的东西才是你想要的。”和董卿合作后,刘欣发现董卿是一个努力又较劲的人。

2016年3月份,董卿第一次跟刘欣提起《朗读者》的节目创意,当时只是一个初步想法,还不明确。不过刘欣记得,“高而不冷”是董卿一直强调的观点。作家麦家在《朗读者》节目上读了一封他写给儿子的信,随后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很快,阅读量到了五十万,这远远超出了以往他所发文章一万的最高阅读量。“那封信是有文学价值的,教一个孩子怎么融入社会,我们提供了一个所有人融入的端口,就是父子情。”刘欣说。“我们的定位是文化情感节目,它不是简单的朗读,它其实是人生故事通过朗读的再次抒发,是情感的表达。”《朗读者》另一位总导演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它是综艺节目,但它不娱乐;它是文化节目,但它不沉闷;它以情感为表达载体,但它很励志。即使落泪,也是有力量的。”在央视综艺频道总监郎昆看来,这是董卿的高明之处。

节目播出后引发的热度超出了董卿的预料。她预期的受众群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让她没想到的是90后和00后成了《朗读者》的主力观众。《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的两天内,自媒体上与之相关的超十万阅读量的文章已经数不过来了,“通常大型季播节目,自媒体上能有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就已经很不错了。”田梅说。第一次节目嘉宾濮存昕所读的本文《宗月大师》出自《老舍散文》,节目播出后,这本书上了微博热搜榜单。有些此前拒绝过节目组邀约的嘉宾如今也改变心意了。

而超出董卿预期的这一切和郎昆的预期完全吻合。“这个节目得益于很多方面,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董卿,这就相当于《中国诗词大会》,它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董卿,这个你必须承认。” 郎昆和董卿相识20年了,他曾担任2005年春晚总导演,那年也是他的一通电话,董卿站上了春晚的舞台。“董卿不是一个简单的主持人,她实际上是一个电视人,一个传媒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她只不过是以主持这个方式来切入。”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刘欣在央视工作十年了。2016年3月,董卿为《朗读者》组建团队时,最早找到了他。第一次见面,听董卿讲完节目创意后,刘欣就有点激动,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制片主任,三个人当时就开始“头脑风暴”。

“当《我是歌手》里出现一个李健,一个赵雷,大家都疯了一样地喜欢。当高音你听了太多了,声嘶力竭的喊,不是说不好,但当只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正常的文化形态一定是多元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只有一类肯定是不正常的。”刘欣说,《朗读者》就是为观众提供一小块拼图,让观众在里面得到情感的释放。

郎昆觉得董卿是敏锐的,她及时抓住了朗读复苏的潮头。而《朗读者》也正符合了中央电视台文化示范的目标。

“我来了”

节目前期策划阶段,董卿请来很多人,圈里的圈外的,有名的没名的。她有一个厚厚的名单,同行白岩松、作家刘震云和导演陆川都在她的名单里,她说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见谁就说,她需要在反复的阐述中理清自己的思路。这期间,郎昆带着董卿去全国各地做节目推广,面对企业、媒体和观众代表,董卿讲了十多次。大概到了2016年底,“为谁读,谁来读,读什么,怎么读。”董卿把这个线梳理得很清晰了,郎昆说那时候他就预料到了,董卿会赢。

在郎昆的印象里,董卿对自己从不放松,“大到春晚,小到日常栏目,有的主持人忙了或累了之后会对付,董卿从来不对付,非常奇怪这个人。”董卿经常来郎昆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今天貌似解决了,回家琢磨琢磨觉得不对又回来重新跟你谈,一件事没弄对,她都跟你没完。”

田梅之前跟董卿合作过《开学第一课》,董卿会把当事人留在舞台上先面对面前采,为第二天的正式采访做准备。到了《朗读者》,通常是节目已经到后期制作了,一个小时的采访只能呈现六七分钟,董卿会拿着导演的速记一句一句自己划。从策划开始到现在,累计了几百篇的读库,每一篇董卿都看过。她和导演组一起为嘉宾选读本,办公室有时候会陷入沉默,“没辙了,永远被否定。”董卿说,“观众看完这段采访再听完这段朗读觉得完整了,或者说过瘾了,那才是电视制作的一个方法。”

《朗读者》录影前,董卿还是会焦虑。不是紧张,是做了制作人后被太多事情牵绊的焦虑。晚上八点,大家继续排练,她一定准点从现场离开,当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她需要用这段时间把第二天要录的节目再细细梳理一遍。

“要么在台上主持,要么在台下为台上的主持做准备。”这是董卿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筹备《朗读者》这一年里,台下的工作她通常是和团队一起完成的。而此前她唯一的身份是主持人,台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里完成,没有人知道她都做了哪些功课。她经常在书房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天都不离开那把椅子。

春晚直播之前,她一个人待在书房,想象着全国观众就在她的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她开始大声练习,“那音量之大,估计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早于全国观众听到了我的串联词。”董卿开玩笑说。“这些话在我嘴巴里滚了上百遍,上台才有那个底气。”玩笑过后,董卿说。

2004年底,距离2005年春晚不到一个月,董卿接到了时任春晚总导演郎昆的电话,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当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曾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回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她刚搬新家,正在扫地,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谢谢郎导。”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她开始拿着扫帚在屋里转圈。“已经累瘫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搬一次家。”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那一年,董卿搭档李咏,周涛搭档朱军,组成了春晚新的主持阵容;董卿一身红色礼服,第一个开口说话。她记得那年他们四个人是站在升降台上,“哗的一下,升上来了,哗的一下,走到台前了。”如今董卿回忆,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我来了。”

这是董卿调到央视文艺频道的第二年,来央视的第四年。董卿是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的,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试,自己却意外被录取。带着新人的热情和新鲜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编导,她形容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了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那个时候。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去上海东方电视台出差,董卿还是一个小女孩,去电视台门口接他。八年之后,2004年,央视开办音乐频道,举办了一个直播音乐会,董卿是那场音乐会的主持人。郎昆也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董卿可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年恰逢倪萍退出春晚,“必须有人接上去,而且这个人不是临时接一两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如今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当年选董卿,是有一点冒险,但又充满期待,“就觉得董卿行。”

也是这个时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职业满足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优点会被无限放大,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我特别清晰地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还可以拓宽我的边界。”

她主持《欢乐中国行》,在一个城市只待一天,其实哪儿也去不了,但她需要在台上做到“口吐莲花”,让观众感觉到她哪儿都去了。从入住酒店开始,她先是翻酒店的旅游小册子,然后看当地提供给她的素材,再加上上网查资料。“哎呀,你对我们这儿真的太了解了。”听到当地人这样的回馈,董卿觉得她完成了她的工作。

“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

观众开始习惯了晚会中的董卿,就如同她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

到了2012年,在董卿来央视整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卿姐,我们有台晚会,你来主持一下。” 周围的事情还在良性运转,提到晚会,大家顺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董卿发现自己没那么期待这样的舞台了。她形容自己以前上台跟打鸡血一样,无论台下发生什么,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只要让她拿起麦克风,对着镜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她就会兴奋到忘记所有事情。

2012年开始,她很难再有那样的兴奋感了,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 

2013年,她主持谈话节目《我上春晚了》,录到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她和嘉宾都感到疲惫,她感觉到节目状态不理想。回到家是已经是晚上12点了,她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把刚刚的节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我要是换种问法,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一句话,会不会好一些呢?”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你可以去睡了,下次会更好的。”她对自己说。

困惑还在持续。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回来的时候,她开始了《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父母的出发点很单纯,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女儿没必要在40多岁的年龄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我心里挺难过的,我从浙江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他们从未有过半句的怀疑或阻拦。”董卿说。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这样告诉周围的人,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董卿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如今,父亲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当年的同窗,不少新闻从业者。《朗读者》播出之后,董卿经常会在父亲的朋友圈看到鼓励她的留言。

董卿泪点很低。有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她审片的时候这样跟大家说。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静蕾在台上哭了,董卿在台下也听哭了。

这是一个反感煽情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人们似乎对于这些动情的段落很认同。“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能说,哎呦,哭了,节目就成了。”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采访麦家时,麦家说了很多他跟父亲的故事,“那个裂度特别大,一个孩子几十年不跟他的父亲说话,之后他每年都要坐在父亲的坟前跟父亲讲话,把十几年没对父亲说的话对着泥土说出来。”而经过后期剪辑,最终节目中呈现出的“催泪点”只是录制当天的百分之三十。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电视制作人,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她需要从参与者的角色切换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员赵文瑄录制《朗读者》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谈及伤感话题,我从来没有就范过啊。”他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自愿打开了自己的情感阀门。

《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姚谦留意到了董卿在《朗读者》中细微的眼神变化,“喜欢文艺的人很容易在与别人交流时流露真性情。”姚谦跟董卿接触后,发现她跟春晚上得体大气的形象有点出入。“她对文字很敏感。”姚谦说。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私底下开玩笑说,董卿对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总会敞开心扉去讲述。在郎昆看来,嘉宾之所以愿意对董卿打开心扉,源于董卿对他们的尊重。“她把对事业的尊重平移到了对嘉宾的尊重。”郎昆说,“ 董卿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现在为什么能,年代感已经到了。”

跟嘉宾聊天时,董卿总是习惯性地身子往前倾。为了让她的脸看起来更好看一些,通常这个时候,灯光老师就会举起大纸板,上面写着“坐回去”, “有时候说得好不好听,比脸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

郎昆看《朗读者》,看董卿采访徐静蕾,当时提到奶奶,徐静蕾说不下去了。看到这儿,郎昆有点紧张,他特别怕董卿继续追问。董卿当时什么也没说,徐静蕾缓了一下接着讲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多余,都没心没肺。”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这一幕让他自然联想到了倪萍。当年他把倪萍从青岛带到中央电视台,就是看中了倪萍“和嘉宾同步喜怒哀乐愁惊恐忧”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董卿和倪萍极其相似。

董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访谈节目会是她的终极舞台。她希望跟人们有心灵的交互。“如果你没办法体会他人,体会自己,没办法认知他人,认知自己,那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甜  时间:2017-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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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伟大是熬出来的

 

 

 

 

冯仑

30岁以前,冯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改革扯上直接关系。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改革’。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本科、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似乎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或者想把事情往更好里做。”

冯仑在最近的一段回忆中描述,改革之初,他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去加油、去使劲。

那段“改革吃瓜群众”的岁月,是轻松愉悦的。“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特别兴奋,因为当时思想空前活跃。”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岁以前,跟时代最大的连接,除了上班,就是大量参加社会活动,“只要有跟改革有关,跟新思潮、启蒙这样一些理论研讨有关的,都特别积极去参与”。

彼时,冯仑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前辈一样,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路径走下去,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普遍路径。

但没多久,冯仑离开了体制,成为自由人。他形容自己,“从车上被颠下来了”。而到了体制外,他才发现,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关系。

“被改革”的前半生

1977年,冯仑18岁。

这一年,正是改革开放前夜,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

冯仑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个洞。”

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新设立的专业,首批招收了50人,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同班同学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而冯仑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本科毕业后,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建立对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他后来在自己出版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地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年轻的冯仑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思考的都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和主流保持一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胡乔木那样著名的“笔杆子”。“那时候最高理想就是成为胡乔木这样,天天写字,然后给领导写点文章。”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仑第一次来到了海南,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会从海南开始,转了一个大弯。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为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经济特区。由于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不过,冯仑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险没有成功。当时,海南省体改所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启动经费,随后被撤销。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所有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

“颠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被改革了,于是只好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冯仑回忆。

但是重新寻找方向并不容易。这其中值得回忆的一段人生插曲是,回到北京后,冯仑误打误撞来到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牟其中的做事风格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以500车皮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牟甚至扬言:要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

书生气的冯仑和江湖气的牟其中注定无法成为同路人。1991年,冯仑不辞而别,正式闯荡海南。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有潘石屹加入。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他们的聚散和沉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注脚。

为什么选择海南?其实并非偶然。冯仑说,因为要自谋生路之后,总会选择“激情四射和认为有机会的地方”。

“在被改革的状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区这个热闹非凡的改革热土,于是我们开始在那里野蛮生长。”冯仑说,“六兄弟”一致认为海南是“最容易生长的地方,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

“万通六君子”的海南往事,已经被无数媒体挖掘、加工和呈现,关键词几乎都是“冒险”。

建省之初,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

万通赚到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现在听上去非常疯狂,但在当时的海南却十分盛行。

1991年,六兄弟在只有3万元起步资金的情况下,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和对方谈合作,“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对方同意后,500万一拿到手,冯仑马上跑出去写文件,王功权骑着自行车迅速拿到钱,然后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再以1800万作为本金购入8栋别墅,然后出手,赚取了300万利润。

“早期很多民营企业管理就四句话: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贷款为收入,以笼络为管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海南的民营企业很多就是这样的生存方式,但这些方法论对于以后做企业,“都是致命的威胁。”

冯仑还曾对媒体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自由而疯狂,这是当时整个海南的气息。不仅冯仑,六君子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换,并且享受这种自由和狂热。

“至今想起来,在海南那样一种自由的热土,无拘无束的表达,快乐的行走,艰难的忍耐,都变成了美好的经历。”回忆往事,冯仑依然感慨,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失去,也就意味着得到任何收获都会开心,“在海南真有一点儿童般的快乐”。

“心里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

1992年底,“六君子”的海南农高投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元,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商业规则一片混沌的海南淘金潮中,他们活了下来,并且初尝了成功的味道。不过,这个时候,对这6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来说,赚钱仍然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试图寻找到比赚钱更有意义的目标。

“到 1992 年,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就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几个一起创业,而不是别人。这成为我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冯仑回忆,六个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六个人,都曾有“书生报国”的志向。冯仑毕业于中央党校;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易小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王启富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去了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刘军16岁就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只有潘石屹学历稍逊,最初只考上了中专,后来继续报考了大专。

不过,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六君子”都脱离了主流路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尽管身份已经下海,但在内心,他们更愿意向知识分子靠拢。

“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冯仑说,现在看来这个话题有点宏大,但就像当时王功权说的几句话,做这件事对得起自己、养得活自己、对得起父母。也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员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做的具体的阐释。”

怀揣着信仰,“六君子”选择了梁山好汉式的内部管理方式:座有序,利无别。在工作上有分工,在利益上平均分配。

1992年,冯仑和潘石屹嗅到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气息,将资产抽离海南,转战北京,躲过了即将崩盘的海南楼市泡沫。1993年,万通在北京成立。1995年,万通的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扩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

就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亿元时,“万通六君子”最终还是因为理念的巨大分歧,最终散伙,各立门户。

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离开万通;王功权远赴美国转行做风投,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成立了阳光100集团,继续做房地产;王启富成为“海帝地板”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这次分道扬镳,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对未来,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

“这就像两个不成熟的小孩,结婚过日子又生孩子,早晚是要散的。”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用婚姻来理解6个人的聚和散,结婚是误会,离婚才是理解,精神上的婚姻永远比身体和现实中家庭的婚姻要更久远。冯仑说,他们6个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婚姻,“我们的价值观是相近的,所以一直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留守万通的冯仑,带领万通在地产界拼杀,直到2011年,冯仑宣布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职务,并逐渐淡出万通实际控制人的角色。

万通地产在地产界的体量一直不算很大。2003年底,万通地产资本金和年度营业收入已双双进入中国房地产企业十强。但十年之后,万通依旧在二线房企行列徘徊,而万达、万科已领先成为行业龙头。

冯仑放弃了万科、保利得以称王的“大规模拿地开发”的快周转模式,而走“轻资产”路线,在地产圈跑马圈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其他同行。

对于错失过的机会,冯仑曾经有过反思:“2002年后,万通刚刚还完债,我们不想高负债,用高杠杆来撬动市场,结果万通失去了一段发展的好时期。”

不过,万通在业内,更多是以房地产行业创新者和开拓者的姿态著称。而冯仑,因为对房地产模式的不断思考和折腾,收获了“地产界思想家”的称号。

他在国内首倡房地产的“美国模式”(即由全能开发商转化为以投资能力见长的专业的地产投资公司)。他还曾一度痴迷于自己的地产“理想国方案”。2009年底,他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世,也即后来的“立体城市”计划。按照其描述,立体城市将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造起50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集群,运营商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提供医疗、社区服务等为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据称要花费5~7年、斥资500亿元打造的理想国,但这样一个需要持续的、大规模资金投入的计划显然会影响万通地产的业绩。于是,冯仑选择在上市公司之外进行自己的试验,但最终却遭遇种种困难,进展一波三折。

事实上,冯仑一直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开发商。他一直在不断反思房地产领域的根本问题,反思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他思考最多的是房地产的调控模式。

“我觉得改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摆脱一个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就是把市场当下级,用文件和会议管市场,而不是用法律。”冯仑说,今年 1 月份到 5 月份,各地区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文件已经累计出台了 200 多个。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文件下发的速度和趋势还在加快。用文件管市场的结果,就是企业的预期难以管理,面临的制度成本正在逐渐提高。“这种方法如果不改变,靠发文件来管市场,靠会议来管市场,靠批示讲话来管市场,只能加大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我最早在机关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本,里面记录了每一个人的生理周期和使用计划生育工具的次数。我才知道那个年月,生孩子的机会都是组织上配给的。如果经济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最糟糕的经商环境。”冯仑非常忧心,制度成本让现有的创业者在做长期决策的时候时常陷入迷茫,企业家对自己资金周转的速度没办法把控,对于市场的规模更没办法做出判断。“企业家要永远向前看,心里头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但如果预期乱了,心里三心二意,脚步就会徘徊,甚至倒退。”

“改革要去的地方

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中国地产界,少有人有冯仑这样的学历背景——本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研究生在中央党校钻研马列,2003年又在中国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传道解惑”这件事情,冯仑有很深的情结,先后出版了《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等书,被集结成了冯仑商业三部曲。

相比他的大部头著作,他张口就来的“段子”影响了更多的人。“好人谈理想、坏人只谈钱”“理想就是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住房问题是青春痘,扛一段时间就会自然解决”“做公益如大姑娘新婚——幸福又糊涂”。段子太多了,他又把这些精彩的段子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小道理:分寸之间》。

吴晓波说,冯仑是中国企业家的“段子派”掌门,他的商业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段子太出名了,以至于也给冯仑带来很多困扰。“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就很窘迫。我又不是郭德纲,我不负责每次都来表演。”

他表达自我的手段,比一般人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家像冯仑这样,积极而且热烈地拥抱自媒体。冯仑早在2006年,在万通就创办了《风马牛》电子杂志。2016年紧随新媒体发展趋势,上线了风马牛公众号,做起了脱口秀节目。

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公司团队运营了三个微信公号,加上头条号和微博号,5个号加起来粉丝已经超过了120万。

“冯仑风马牛,在公号里肯定算好的,因为已经赚钱了,有人投广告了。”冯仑说,这和团队的努力,以及自己的勤奋支持分不开。署名冯仑的文章,在公号里出现得很频繁,这些都出自于他的原创。

他创作的方式很独特。“我写法跟别人不一样,我拿手机写,比如说一会到机场了,还有20分钟,我就对着手机说一篇文章,然后发给他们去转化成文字。”冯仑说,虽然有时候让文章看起来有点“口水味”,但这种方式让他很快乐,不需要在电脑前正襟危坐。

在自媒体时代,冯仑的身份是“冯叔”。他乐在其中,甚至开玩笑说,自媒体要慎入,因为他越来越擅长一个人说话。“一个人都能把自己说嗨了,我有时候怀疑自己会不会得神经病。”

2018年2月2日,冯仑又折腾了一件大事,将风马牛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除了思想家和段子手,他现在还是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的拥有者。

冯仑希望,能够借助太空技术,打造未来媒体。在他看来,太空媒体,能创造很多独特的内容和体验,比如“太空直播”。风马牛一号这颗卫星就配备了4K高清全景摄像头,可以呈现360度太空高清照片,地面接收者可以看见来自太空的影像,再配合一些VR技术,让用户有亲临太空之感。他希望借此探索一种全新的科技媒体商业路径。

做自媒体,放卫星,在很多人看来,冯仑总是在不务正业。而对冯仑自己而言,他一直渴望打破边界,利用自己擅长的商业方式,去寻求人生更多的可能。

不过,无论折腾多少事,他终归会在商言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阶段,他的主业仍然是赚钱,“有一半的时间是和赚钱有关,30%左右的时间花在公益上,剩下百分之十几的时间给自己。”

“现在我做的事,就三件:赚钱、捐钱、花钱。怎么赚钱,决定怎么花钱,所以做企业一定要有效益。但是赚了钱以后,一定要有所谓企业社会责任,这份责任就包含捐钱、捐时间、捐能力。然后还得为自己、为家人,为了朋友,花钱。”冯仑说,在人生三件事的选择方向上,希望是对个人、企业、社会都有增量的事,“有增量就是不做重复的事情,比如,去湖畔大学做导师,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训练,这里不同于很多大学的商学院,这就是增量。”

冯仑曾经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他现在依然在身体力行,“朝着一个方向,连续地正向积累,事情就变成了事业。”

回望“被改革”的半生,冯仑说,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谈论改革,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间断地飞行。

“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这种频率的出差,这样的折腾,却总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实又空虚;既感觉到些许成功,又不时有些沮丧;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但也有之后的惆怅。” 冯仑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去哪儿、和谁去、做什么。

“一个国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每天考虑去哪儿的问题,和谁去的问题,以及做什么事的问题。”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冯仑发布了他“给40年的一封信”。他表示,改革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权利的存在,市场公平的存在,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自我的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

冯仑曾说,改革开放40年,他最想写本小说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民营企业发展这40年的震撼、有劲、生动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书名想好了,就叫《自由塔》,寓意是“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就如同他自己“被改革”的三十年。

冯仑今年59岁。从1995年六兄弟散伙,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但“六君子”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聚会。

“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互相询问情况,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

在冯仑看来,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初的这份坚持是真实的。”

回望半生,冯仑很感慨:“在中国社会群众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六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闵杰  2018-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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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一路斗争过来

 

董明珠

 

 

董明珠不爱化妆,却很喜欢穿长裙。

陈鲁豫到珠海采访她,一大早,两人手牵手漫步在珠海的情侣路。董明珠穿了一袭黄色印花长裙,围着驼色披肩,戴着灰色小圆帽。这一身轻松靓丽的装扮,让鲁豫也感到有点意外。

“你猜这条裙子多少钱?” 两人上车后,聊起了裙子。董明珠笑得像个少女,“才100多块钱,在希腊买的。”

她知道外界给自己戴了很多帽子:霸道总裁、商界铁娘子、网红企业家。但在她内心,依然有温婉可寻。一袭柔系长裙,往往会让第一次见到她的人,立刻颠覆了脑海中“那个董明珠”的印象,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

长裙让董明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很多。

已经64岁的董明珠,会不会继续执掌格力电器?这是外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今年5月,董明珠主动回应:“最近网上闹得很厉害,董明珠到底退不退休?虽然我已经60多岁,但我认为自己还很年轻,我的心还是像25岁一样。”

1990年进入格力,董明珠已经在格力工作近30年。她见证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制造企业的沉浮,也亲身经历了格力作为一个民企从小到大的拼搏过程。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未来,仍然要博弈,仍然要较量。

野蛮生长时代变革是王道

1990年,市场经济在中国乍暖还寒,董明珠离开老家南京,独自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特区。那一年,她36岁。

不过,当时的董明珠并没有太多雄心壮志。“来这里不是因为遍地有黄金,而是因为这里的环境。”董明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刚来珠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天然的美,能带给她内心的宁静。“如果想着挣钱的话,去深圳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董明珠在一家名叫“海利”的空调企业找到了工作,做销售。这家企业就是日后格力电器的前身。

“那时候公司很小,才一百多人,说是手工作坊也不为过。”董明珠回忆,空调在那时还算新产业,但大部分厂家生产的空调,都没有技术含量,依靠买散件进行组装,“所有的零部件都依靠采购,包括外壳都是。”

依靠组装、贴牌销售,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只有两三千万。

“那时候整个企业的命运就掌握在销售人员的手上。”董明珠说,对那么一个小厂,靠销售就能养活了。作为新人,董明珠跟着老业务员走南闯北。当时,销售在公司里属于高收入人群,董明珠刚工作时,销售提成2%,卖掉100万元,可以拿2万元提成。

但企业的生存压力,也都压在销售身上。格力在1994年遭遇了严重的库存积压。“产品卖不掉,积压了大量库存,公司从上到下都很着急。”董明珠说,当时企业三角债非常严重,公司欠着上游供应商的款项,下游代理商又欠着公司的款,而且还欠着银行的钱,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在支撑,“在这种债务严重的情况下,企业就更加依靠销售人员。”

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仍处于探路阶段,各个领域的市场都处于野蛮生长状态。

“当时的销售,不需要讲多少技术含量,只要搞好关系,把空调卖掉就行。”董明珠回忆,当时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品质都不太好,格力也不例外。这一点,让销售人员的感受特别强烈。

“那时候产品返修率非常高,如果遇到批量问题就更糟糕,所以那时候做销售,我的感受就很强烈。”董明珠说,4年的一线销售经历,让她看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

1994年,格力曾遭遇一场严重的危机,公司的销售人员突然“集体辞职”。

“我们的销售员带着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阶段,格力随时可能倒下。”董明珠临危受命,出任公司经营部部长,这是她事业起飞的第一个契机,也是格力电器的转折点。

“我回来当部长的第一件事,除了整顿销售队伍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公司提出了质量要求,那个时候开始对品质控制有了新的认识。”董明珠回忆,“以前的零部件,不合格也能上线,包括技术系统也没有标准,连张图纸都没有,就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他的标准就是产品的标准,而他在选择供应商方面又可以做决策,他认为好就是好。”

作为经营部长,董明珠对营销体系实行了彻底的变革,将企业命运系在业务员身上的局面彻底打破。她还提出以销售促质量,以销售促企业发展,在她推动下,格力在1995年成立了筛选分厂,用来控制产品质量。1997年下半年,格力又成立了成本办,进行成本核算,解决物料过剩、生产线上的成本控制等各种问题。

董明珠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坚守对格力的意义,“1994年,如果不是我回来,格力确实有灭顶之灾。”

“当时的春兰、华宝、华凌,空调都不比我们差,为什么最后格力反而成功了?”董明珠说,最后事实证明,很多竞争对手先后衰落,但格力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发展开始走上自我规范的路子,强化品质控制和内部管理。

“和谐是斗争出来的”

2001年,董明珠出任格力电器总经理。从此之后,她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从没停止对企业挑毛病、动手术。

“我当总经理后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队伍建设。其实当时公司已经出现了新的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公司内部权钱交易明显上升。”这种事情,对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董明珠来说,是不可放任的。

排山倒海的内部整治袭来,发现的问题也触目惊心,一个小小的技术人员,能够自己在外部搞一个配套厂,号称是韩国进口,侵占企业数千万资金,竟然无人知晓。

2001年左右,由于管理团队出了问题,格力也出现罢工现象。“员工为什么罢工?就是对管理者不满意。你给我好处,我就给你高工资。你如果不孝敬我,再老实再用心干活,待遇也是最低。”董明珠说,因此,格力当年对团队进行了整顿,开始深化内部管理,完善各种制度。“我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这些语言放在当下,大家觉得好像不合时宜,但是恰恰因为推动了这些,才让格力电器得到很好的发展。”

2003年,格力营收实现了百亿突破。企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更大的问题和挑战接踵而至,销售体系中的一些代理商成了难以搞定的“刺头”。

“河南有个经销商,他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当时有很多的规矩,他没有按照规矩办,还跑过来无理取闹,我们只能惩罚了他300多万元的返点。”董明珠说,经销商找到了董事长诉苦,好话说尽。董事长听到对方对格力如此忠诚,建议董明珠把返点给他。“那我坚决不干,坚决不执行。如果把返点给他,这对全国所有的经销商都是不公平的。”董明珠说。

对于销售体系,董明珠比任何人都要自信。“这么多年来营销体系我还没有失误过。”董明珠说,从始至终,她一直在对销售体系不断完善,不断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来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

“我对销售渠道的建设,很多措施是对抗性的,很多人都有压迫感。”董明珠说,这种“压迫”不是要你干什么,而是要在同一规则下,不能投机取巧,“所以那些想投机的就觉得很难受。”

一路走来,董明珠似乎永远在不停战斗,永远有打不完的仗。

2004年,占据渠道优势的连锁大卖场国美单方面宣布降价。董明珠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得知后直接怒了,立即停止向国美供货。很快,国美北京总部向全国销售分支下令把格力清场、清库存。双方矛盾骤然升级,关系急剧恶化,但董明珠绝不服输,随即宣布退出国美,自建渠道。

董明珠说,在下定决心和大连锁决裂的时候,公司内部也非常担心,“我的最高领导就跟我说,断了以后,我们以后怎么办?”董明珠有自信,“其他品牌离不开大连锁,是因为对自己产品没有信心,希望通过大连锁把产品卖出去。我们有品质,有口碑,就不怕。别人喜欢格力,自然会来我的渠道买。”

董明珠回忆说,很幸运,她当时很多颇有争议的决定,最后都得到了时任董事长朱江洪的支持。对于个性并不讨人喜欢的董明珠来说,朱江洪是她的伯乐。

“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决策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基本上是以我的决策落地。”董明珠坦言,“这一点来讲,董事长很支持我,非常地信任我。”

2012年,她成功被推选为格力电器的董事长。从此,格力真正进入了董明珠时代。

这时,董明珠已经58岁,距离她进入格力,已经过去了22年。她感慨,一路都是在挑战中走过来的,“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和谐是斗争出来的。你只有不断把那些绊脚的东西清理干净,才能更加有战斗力。”

“董明珠成功学”

就在董明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前一天,6月25日,格力电器在珠海总部刚刚开完年度股东大会。这次股东大会受到了空前关注,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有500多名,机构投资者108名,甚至还有100多名持有100股的股东来到了现场。

格力集团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股东大会原本没有邀请媒体,但有10多家媒体记者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大会,“他们都去买了格力的股票。”

在股东大会上,所有股东和记者最关心的,是一个不在议题范围之内的话题:董明珠会不会退休?

实际上,5月31日,董明珠已经迎来了其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格力电器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的任期均届满。格力电器已经对外宣布,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将延期。但换届选举的具体时间并未对外发布,董明珠的去和留,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次股东大会上,董明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她用一组业绩告诉外界,董明珠的存在对格力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开场发言中,董明珠特意将格力电器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朱江洪时代、朱董合作时代、董明珠时代,她将各阶段的业绩数据列举出来,以求“用事实说话”。

董明珠说,格力电器1991年~1994年都没有真正的盈利,1995年是颠覆性的(营收超过25亿元,盈利1个多亿),“那一年是真正让格力电器盈利的一年,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董明珠,因为是那一年我回来主管销售,做经营部的部长,还是一个副部长。”

“2001年我当了总经理,至2011年和朱江洪董事长一起,累计营收3493亿元,2012年~2017年这六年,累计营收是7209亿元;2001年~2011年,累计盈利是180多亿元,2012年~2017年累计盈利是800多亿。”

“2012年~2017这六年营收7000多亿,是过去的两倍,就是因为我一个人说了算。”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企业的价值。

“如果我退休,我给国家、给股民、给员工都交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董明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点让她自己无比自豪。

不过,董明珠的一些决策曾经引发了很多争议。2015年,董明珠突然对外宣布,格力要做手机。选择进入手机行业,无疑是一头扎进红海,很多人认为这是董明珠任性的决策。从市场反应看,格力一代和二代手机,几乎没有太多市场反响。

这个决策直到现在还备受争议和质疑,但董明珠并不承认格力手机失败,“很多人说,在市场上看不到、买不到格力手机,所以失败了。我完全没去做推广,怎么就认定我失败呢?”董明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手机业务并没有影响格力电器的业绩,这是最重要的。“虽然做手机,但格力的净利润率依然达到15%,我做开发和技术研究并没有影响企业。”

她从不准备承认失败,也不轻言放弃。在做手机的决策上,她不止一次表示, “一定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做手机。”6月25日的股东大会上,她再次表态:“大家都不看好我做智能装备、手机还有芯片,只要我做董事长一天,这几件事我一定要干,因为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除了手机,董明珠更大的梦想是做芯片。股东大会上,董明珠用自己的幽默回应这件事,她说,“今年我想造芯片,股票就跌,为什么别人搞芯片股票就涨,格力搞芯片就跌,因为董明珠是要真干!”

“现在我们的空调有了自己的压缩机,自己的电机,自己的电控,一系列产品都掌控在自己手上,未来唯一的要解决的就是芯片。”董明珠的逻辑一如既往,她决定要做的事,从来与钱无关,与技术无关,而与信心有关,“我认为不是投入大小的问题,而是你信心的问题。我总觉得别人能做成,我们也应该能做成,没有理由做不成。”

2018年4月,格力发布了2017年年报,决定当年不分红。这个决定引发了一些投资者的不满,股价随之下跌。董明珠的这个决定,也让很多人替她担心,是否会得罪大量的中小股东,给连任董事长之路带来阻力。

因为这并不符合格力的惯例和投资者的期待。自1996年上市以来,格力电器共分红19次,累计分红417.92亿元,分红率40.96%。2016年,格力电器更是派发了高达108.28亿元的现金红包。

在股东大会上,面对此前沸沸扬扬的不分红事件,董明珠表示:“按惯例分红,我起码分到将近一个亿,但是我没分。我在想格力电器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我何尝不想分,分完第二年格力竞争力下滑了,你们希望吗?”

“今天的不分红,为了明天更多的分红。如果大家一定要选择今天分红,而放弃以后未来更多的分红,我觉得是想把这个企业搞垮。”董明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公司从战略格局需要不分红,理智的投资者应该能够接受。

董明珠已经做好了准备,继续披上战袍,为格力完成更大的梦想。股东大会上,董明珠披露了最新的产业规划图,分为空调、高端装备、生活品类和通信设备公司四块。尤其是通信设备板块、物联网设备、手机、芯片和大数据。董明珠透露,目前,格力的芯片采购额一年接近50亿元,明年格力空调争取都用上自主芯片。

珠海新任领导班子的支持,给了董明珠更大的信心。

今年2月,原深圳市委常委、秘书长郭永航出任珠海市委书记。2018年5月16日晚,格力在珠海举行的“格力2018再启航”梦想盛典。郭永航不仅出席了晚会,并且公开表示:“祝愿年轻的董明珠带领年轻的格力,把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这个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董明珠获得了珠海新任领导班子的认可和支持,有望继续出任董事长。

“我见过他(郭永航)5次。”董明珠说,“我们真正感受到政府给我们的支持。”

董明珠为格力服务了28年,她笑言,“一路走来,可以说一路是斗过来的。”

“外面讲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很多帽子戴在我头上。但我不是为自己牟利而做的决策,是为大众利益做的决策,我相信一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相比外界的评价,董明珠更在意企业是否得到了发展和好处,“每一件事虽然会得罪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这些人一定要得罪,不得罪没有格力电器的今天。”

对于自己的成功,她也总结了自己的“董明珠成功学”:努力是必须的,但是还要有很好的机遇,因为有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机遇,才有了发挥的条件。但这个机遇是给那些真正有梦想的人,而不是给投机取巧的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闵杰  时间: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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